學者文一：中國工業革命路徑與西方的「同」與「不同」

每一個國家因為自己的國情、文化、地理、歷史、政治生態和所處的時代和國際環境的不同，引爆工業革命需要的條件也就可能不同，具有一些特殊性。

比如大英帝國和很多歐洲國家是在君主制下開啟工業革命的，美國是在有限的精英民主共和體制下開啟工業革命的，日本是在軍國主義政體下複製工業革命的，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地區是在獨裁政府的共和體制下開啟工業化和經濟起飛的。

這個工業化的普遍規律我在書中稱為「胚胎髮育」規律，或經濟發展的「新階段理論」。

簡單說來，人類（發達工業國）目前為止經歷了至少兩次工業革命，目前正在開啟第三次工業革命（也有人把它叫做第四次工業革命，就看怎麼定義）。我對工業革命有自己的定義。

第一次工業革命是由大英帝國開啟的，發生在1760-1830之間，其基本特徵是用機器（甚至木製機器）來進行社會化大生產，以勞動密集型的工廠體制來規模化生產各種輕工消費品，尤其是紡織品。這是一場「用機器生產消費品」的「輕工業革命」。

第二次工業革命也是由大英帝國開啟的，從1850年左右到1900年初步完成，馬克思親眼經歷了那場革命。其基本特徵是用資本密集型生產方式來規模化生產幾乎所有生產資料、生產工具和中間產品，包括鋼鐵、機器、機械設備、化工產品和各種基礎設施。

這是一場「用機器生產機器」的「重-化工業革命」。美國是在複製了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後，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等一會我會談中國如何在成功複製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後並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超過美國。

兩場工業革命都涉及到新能源的開發與利用。比如第一次工業革命導致了煤炭的廣泛開採和利用，第二次工業革命導致了石油的開採和電力的廣泛利用。

人類目前正在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有20世紀末的IT產業引發，其基本特徵是把所有生產、消費、運輸過程信息化、智能化，無論是輕工業、重工業、農業，或是服務業。這場革命由電子產業、信息產業、超算和雲計算、人工智能、綠色能源、量子通信、人造生命等領銜，由新一波全球化鋪墊。

每兩次工業革命之間都由新形式的能源-動力-運輸與通訊的「工業三位一體」銜接。比如銜接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是煤炭-蒸汽機-鐵路和電報，在1840-50年代爆發，很多年以後升級為石油（電力）-內燃機（電動機）-高速公路和電話。

銜接第二次工業革命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是鋰電池或太陽能-可控熱核反應驅動裝置-外太空信息基礎設施和互連網與量子通訊。

而從農業社會為起點來開啟第一次工業革命需要有一個漫長的起跑階段，叫做「原始工業化」階段，大概發生在16世紀至18世紀的北歐和英國，其特徵是農產品迅速商業化，在廣大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參與下，各種鄉鎮企業和工場手工業全面興起，這些原始製造業都為滿足遠距離貿易和全球市場需求為目的而生產的。

啟動這個階段是人類擺脱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和馬爾薩斯陷阱、引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必經之路。

英國在開啟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前，經歷了200年左右的鄉鎮企業大繁榮，至少從1550年開始至1760年代珍妮紡織機出現為止，而且引爆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英國的鄉鎮企業仍然是英國製造業盈利和國民收入的重大來源，是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主要形式。

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的工業化進程之所以很順利，也是因為無意中採納了正確的產業升級和市場培育路徑，在80年代產生了一次鄉鎮企業大爆發，進而才在90年代引爆了一場以勞動密集型規模化大生產為特徵、以遠距離貿易和海外市場為目的、以農民工遠距離遷途為條件的「輕工業革命」。

這場革命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複製了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使得「中國製造」衝擊和佔領了全球的小商品和輕工消費品市場。

這場輕工業革命的開啟和完成使得中國有能力和財力在90年代末引爆一場以能源-動力-基礎設施建設為領頭羊的「重工業革命」，以煤炭、鋼鐵、水泥、石油、化工、汽車產業的崛起為標記，以三峽發電站、全國高速公路網、全國高鐵網的全面建設為指針。

這場重工業革命才使中國今天具有了全球最為偉大的重型機械、隧道、橋樑、公路、鐵路基建能力和鋼鐵產能，有能力和財力開啟「一帶一路」的新一輪全球化時代。

由於改革開放以後產業升級和市場培育的順序正確，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十分順利，創造了巨大的國內儲蓄來自我支撐產業升級和基礎設施建設，因此在不依靠殖民掠奪和巨大國際援助（以及勒緊褲腰帶）的情況下引爆（複製）了西方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並正在開啟第三次工業革命。

伴隨這場（或這一系列）工業革命的是中國老百姓日常生活水平和家庭收入的連續不斷的極大提高。

這裏面每一個階段的啟動、引爆和升級都需要國家力量的介入和正確的產業政策的誘導，因為每一個階段的產業升級、技術發明、勞動生產率的進步、分工程度和量化生產規模的提高，都是以市場的進一步擴大為前提，都需要以更大規模和廣度的市場擴張為條件，才能夠使得這些技術創新有利可圖，使得產業升級能夠自負盈虧。

因而投資的擴大再也不是像計劃經濟時期那樣靠犧牲消費為前提。由於市場本身是一個公共品，每一次擴大都只有通過集體力量才能夠實現。

因此無論是大航海，還是人工運河網絡的建設，還是全球市場與殖民地的開拓，還是每一次的公路網和鐵路網的升級換代，都是以國家力量的形成為條件，以政府投資為主體，以產業政策為依託，以重商主義的國家發展戰略為嚮導。

而且政治穩定、社會信任、社區安全、監管制度的建立和實施，是規模化大市場得以出現和有效運作的前提與保障。這些都需要強大的國家力量的介入和投入。

比如歐洲歷史上是用皇家海軍和武力殖民來為本國的製造業開闢全球市場和維護殖民統治的。

當年的日本帝國也是以這樣的方式來為自己的產品開闢中國和東亞市場和原材料供應基地的。從1894年的第一次清日戰爭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見證了日本近代50年在重商主義和軍國主義體制下的武力崛起。

以十多億人口的巨大規模，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史無前例的崛起，其拉動世界的力量是當年大英帝國的100倍，美利堅合眾國的20倍，但卻是以和平的方式崛起的。

我對工業革命的定義不僅是工業產值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佔比的提高，更關鍵是能夠循序漸進地建立這樣一套工業基礎，它能夠使得社會生產力出現爆發式增長，從而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出現爆發式提高，生產的工業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具有廣泛的競爭力。

二戰以前和二戰以後獨立的很多發展中國家，比如非洲、拉美、東南亞、東歐等地區的好多國家，都進行過工業化嘗試，而且都採用過重工業為主導的發展模式，而且曾經一度都使得國內工業產值在GDP裏面的佔比獲得過迅速提高。

但是這些工業化嘗試被時間證明缺乏使得投資和消費同時按比例不斷增長的潛力，以至於後來出現各種各樣的危機，包括財政危機，金融危機，甚至社會和政治危機。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1980-90年代普遍採納的經濟改革就是例子。

又比如晚清洋務運動時期也轟轟烈烈搞過工業化嘗試，建立了160多個大型現代化企業,包括兵工廠和大型紡織廠。早在1860年代，洋行股票開始在上海問世。之後，在洋務運動的驅動下，第一隻華商股票，由輪船招商局發行的，於1872年底開始交易。

接下來，江南製造局、開平煤礦等現代工業企業、礦業企業相繼發行股票。1881年，外國商人創辦了上海自來水公司，其股票也供不應求。清政府也搞了國防現代化建設，包括組建北洋水師，還選派留學生出國，終止了科舉考試等等。

但是這些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努力根本不足以在中國遼闊的黃土地上引爆一場工業革命，因為它忽視了占人口90%以上的中國農民──這個唯一能夠為工業化積累原始資本、創造剩餘價值、孕育市場力量的巨大源泉。清政府沒有能力和意願去組織農民，幫助廣大農民發財致富，因而也無法富國強軍。

正因為晚清精英階層用了半個世紀無法解決中國90%以上人口的貧窮落後問題，無法形成一個自下而上的工業化積累、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升級的良性循環，結果朝廷債台高築，國家風雨飄搖，「富國強兵」的現代化成為泡影，淪落成為一個被西方列強和日本瓜分的半殖民地。

這導致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滿清王朝被推翻，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工業化嘗試。這一次是從高層政治制度上着手解決工業化問題，當時最著名的口號是「德先生和賽先生」，認為專制政治和傳統文化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阻力。

辛亥革命提出「天下為公」的進步思想，當時的中國精英大力推廣美國價值觀，進一步吸引西方資本，搞金融自由化市場經濟。

在上海和廣東這樣的大城市和通商口岸，政府新建了一大批現代企業和國防工業，還有十里洋場和各種燈紅酒綠的租界。但是這場以改造政治體制為目標的辛亥革命仍然沒有觸及農村這個中國社會的龐大基礎，沒有觸及土豪劣紳的利益，沒有能力動員廣大農民參與工業化進程，結果還是沒有能夠在遼闊的黃土地上引爆一場工業革命。

40年之後，農村仍然是一片赤貧，這直接導致了國民黨官僚買辦政府的倒台。

其實辛亥革命依據的經濟發展思路正好就是目前新制度經濟學主張的東西，以為推翻了清王朝和專制統治，建立了包容性政治制度，保護了地主的私有土地產權和外國資本的利益，工業化就能順理成章了。然而並沒有這樣。

國民政府統治40年的中國一直是一個軍閥混戰，土匪出沒，民不聊生，被列強宰割的中國。晚晴末年農村的貧窮景象並沒有因為推翻滿清王朝和建立包容性政治體制而發生任何改變。

在人與人的競爭中，只有企業和組織起來的勞工才能獲勝；同理，在民族與民族的競爭中，只有國家和組織起來的人民才能獲勝。

因此一場真正的工業革命，只有一個群體或民族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在一個統一的工業化意志下統一行動，才有能力完成，因為工業化作為一個動態系統工程所涉及和需要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太多了，分散的小農個體和原始市場機制遠遠不充分。

因此工業革命必須是在一個統一民族國家框架下由一個有為政府主導的自下而上的產業升級過程，這個過程既能充分運用國家財政力量又能利用市場力量吸收深厚廣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才能獲得巨量的經濟增長和持續不斷的爆發力。

這樣你才不僅能夠理解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偉大和他作為中國革命久經考驗的政治家的智慧，也才能同情毛澤東時代企圖通過農村集體合作化運動和大躍進引爆工業革命的戰略思想，體會到毛澤東時代奠定的國家政治基礎對改革開放以後成功引爆一場工業革命的意義。

毛澤東時代把農民組織起來了，正是由於毛澤東時代建立的社會基礎、基層農民之間建立的信任和組織能力，農民通過社隊企業學會了自己創建工廠辦企業，因而在鄧小平時代，鄉鎮企業才得以滿地開花。鄉鎮企業的前身就是大躍進期間湧現出來的社隊企業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發展起來的街道工廠。

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前，如果沒有兩個世紀左右的以出口世界市場為目的的鄉鎮企業和工場手工業繁榮，工業革命不可能產生，而當年哪個歐洲國家鄉鎮企業搞得最好，就最有機會引爆第一次工業革命。

當然英國搞得最好。荷蘭一開始也是搞得很好的，但是後來政府沒有繼續支持，尤其是沒有支持它的紡織業，因為這個產業對勞動力（包括婦女和小孩）的吸收率最大，代替人力的機器也最容易發明，其產品的世界市場也最大，運輸成本也低，所以依靠香料貿易和捕魚業發家的荷蘭就落後了，沒有佔領紡織業這個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旗艦產業和制高點。

第二次工業革命荷蘭也落伍，沒有佔領鋼鐵和汽車這個重工業革命的制高點，而美國、日本、德國政府的產業政策都抓住了鋼鐵和汽車。毛澤東時期也想抓鋼鐵和汽車，但是由於缺乏輕工業革命所產生深厚市場基礎和儲蓄資本，你勒緊褲腰帶也無法成功。

但是改革開放以後，經過80-90年代的鄉鎮企業繁榮引爆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為啟動第二次工業革命（即重工業革命）打下了堅實的市場基礎和儲蓄資本基礎，結果在90年代末通過高速公路、電網、通訊、高鐵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拉動，中國的鋼鐵產能迅速達到美國的800%，每年僅過剩產能就輕而易舉地遠遠超過毛澤東時期靠全國人民大鍊鋼鐵所能達到產量的幾十倍。

日本當年明治維新之後也是首先大力發展農村的工商業和鄉鎮企業，靠他們出口手工業品賺外匯，進行原始積累，在國外購買機器，繼而發展輕工業，再後來才支持重工業。日本一直到明治末期，重工業才開始發展。

如果日本當時自然資源很豐富，賣煤炭石油等天然資源就能生存，它很難走上正確的工業化道路。

很多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它靠賣石油日子就能過的很好，就根本沒有動力去搞製造業，因為製造業要從手工業開始，須一步一步晚上爬，很辛苦，而且需要強大的政府意志和國家能力去長期不斷提供政治穩定，社會信任，和基礎設施。所以石油資源國一般很難走上工業化道路。

很多發展中國家獨立以後也有國家意志發展經濟，但是都想一上來就搞重工業。重工業當然厲害，能夠發展國防，生產大型機械。但如果沒有一個發育良好的嵌入全球貿易體系的輕工業產業鏈、市場和貿易網絡，支撐不起重工業。重工業不僅需要苛刻的原材料和交通基礎設施以及金融服務，而且所有零部件都需要規模化大生產才能夠盈利和自負盈虧。

中國的改革開放也不是事先設計好的，而是摸着石頭過河走出來的。鄧小平當年也不知道應該從鄉鎮企業起家。雖然毛澤東時代已經意識到必須在農村就地實現初步工業化，所以當時搞了很多的社隊企業，但是當時的社隊企業沒法壯大，因為當時不允許市場競爭和企業吞併，沒有淘汰和退出機制，因為市場競爭和勞動力市場在當時看來是需要消滅的資本主義剝削關係。

因為大躍進期間的農村社隊企業沒有效率，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和中央領導人都普遍誤以為農村不適合搞工業，鄉鎮企業不是工業化的方向，還是應該在大城市搞現代大工業。

但是鄧小平他優秀在什麼地方，他會根據實踐來調整自己的看法，如果實踐結果與理論認識不一致，他馬上就改正。

剛開始中國搞改革的時候，鄧小平沒想去扶持鄉鎮企業，因為大家認為鄉鎮企業會和大工業爭奪原材料，是一種落後的原始工業，是工業化的倒退。中國當時的城市大工業是改革開放前30年勒緊褲腰帶建起來的，好不容易建起來大工廠，鄉鎮企業這麼落後的技術卻要和大企業搶原材料，肯定對大企業的發展沒好處。

如果大企業無法發展，中國的工業化怎麼進行。所以當時中央領導層很多人是反對鄉鎮企業。但是鄧小平通過考察以後發現鄉鎮企業能夠讓廣大農民致富，解決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他認為這條路是好路，應該走，哪怕擠掉剛起來的現代工業。

鄧小平這種實用主義哲學就讓中國從此走上了工業革命的康莊大道。

鄉鎮企業一下子就全面發展繁榮起來了，通過各級政府的招商引資和對向恒企業的扶持，這些鄉鎮企業提高了農村收入，擴大了對小商品的需求，刺激了城市輕工業的發展，激活了商業貿易網絡的形成和市場的發育，培育了企業家和產業大軍，通過大魚吃小魚的市場競爭，刺激了技術升級，開始湧現出一大批勞動密集型的規模化企業，通過量化生產輕工產品和小商品，引爆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然後帶動了中國的90年代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繁榮，再由此引爆了中國的重工業革命，最終就形成了我稱之為「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的一場偉大變革。

本文根據媒體對文一採訪整理，受訪者系前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講席教授、曾供職於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高級經濟學家兼助理副行長。本文原載於《觀察者網》，略有刪減。本篇是系列第五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