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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文一:研究中國經濟還沒有進入西方經濟學主流

    學者文一:研究中國經濟還沒有進入西方經濟學主流

    新制度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在中國可謂深入人心,比如美國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出的《國家為什麼失敗》,在中國一度很流行,其作者之一阿西莫格魯接受中國國內媒體採訪時,就暗指中國是榨取式的政治制度,不是西方眼裏的包容性政治制度,所以經濟增長缺乏可持續性。

    從《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看新制度經濟學

    讀了西方國家工業化歷史之後,才會發現英國之所以是第一個開啟工業革命的國家,不是現在經濟學理論裏說的因為有了很好的私有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法制和自由貿易,也不是因為有了光榮革命和君主立憲,不是的。

    中國古代的土地私有產權比產生工業革命的英國要好,知識產權保護也比文藝復興後的歐洲要好,要不為什麼唐詩宋詞能夠源遠流長保存下來,當時的詩人做完一首詩以後根本不用申請專利馬上就可以在民間流傳,沒有聽說那個皇帝和官吏利用手中權力把版權佔為己有。

    但是這樣良好的私有產權保護產生工業革命了嗎?反過來,美國在十九世紀的工業化時期,幾乎所有工業技術都是剽竊英國的,書店裏充滿了從歐洲和英國盜版的小說和書籍,市場上流行着成千上萬種假鈔,號稱原裝進口的歐洲藥品好多是在美國農村作坊利用歐洲製造的藥瓶填充假冒偽劣材料以後再貼上假的標籤到市場上出售的,哪有什麼知識產權保護?

    而且這是美國曆史上進口關稅最高的一個世紀,但卻也是美國爆發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世紀。

    英國工業革命啟動的時候,當時的法制是非常笨拙的,人權狀況糟糕,市場也不是我們想象的自由的市場,而是非常貿易保護主義的。

    比如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默克爾(Mokyr)指出,在工業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國社會幾乎沒有什麼法律和秩序來保護工業財產和人權,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搶劫和偷盜,以及由經濟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動。沒有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那樣的專業警力,法庭系統也笨拙而昂貴,並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公。

    因為沒有官方正式的法律執行機制,整個英國依賴着民間殘酷懲罰的威懾效應維持治安。懲罰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預防大多是民間自己實施的:超過八成的犯罪懲罰是由被害人私下實施執行的。

    西方國家成功實現工業化之後,通過世界大戰成為世界霸主之後,就開始神話自己的歷史。其實君主立憲對工業化的開啟並不重要,君主立憲之前和之後,英國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力度和人權狀況並沒有什麼變化,而且在英國光榮革命以後,販賣奴隸的生意才達到頂峰,掠奪老百姓使用公共用地權利的圈地運動才達到頂峰,貿易保護主義更加變本加厲,對外戰爭的頻率更加高漲。

    所以根本不是光榮革命、君主立憲、產權保護和人權帶來了工業革命。而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在重商主義的國家發展戰略主導下實施的全球市場創造和殖民掠奪,尤其是對紡織品全球市場和棉花原材料殖民地的開拓,才刺激英國商人集團和企業家扶持英國鄉鎮企業和最終採用機器來規模化生產紡織品並傾銷到全世界,才使得這樣的新興生產方式變得可能和有利可圖,並能夠在競爭中擊敗所有歐洲其它國家和商業對手,比如西班牙、荷蘭、法國、德國、比利時等國。

    而且只有這樣扶持起來的規模化製造業才能夠為大英帝國的巨大基礎設施建設、國防與戰爭開銷以及所向披靡的海軍提供源源不斷的財政支持,才能形成戰爭-貿易的正循環,才能夠從全市界落後國家換回在歐洲市場具有暴利的農產品,比如蔗糖、香料、茶葉、絲綢、陶瓷等等。

    所以,新制度經濟學沒法解釋英國的工業革命。因為制度是內生的,是建立來保護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成果的,而不是前提和原因。

    而且西方歷史上好多所謂私有產權保護法的形成和實施,都是以一部分人獲利和對另一部分人的產權剝奪為前提條件的,比如美國的獨立和人權宣言,事實上是保護少數美國白人殖民主義者和精英對全體美國印第安人的掠奪和黑人的奴役的權利的宣言,英國曆史上的圈地運動,是一場商人資本集團對下層廣大農民公共用地的赤裸裸的剝奪運動。

    即便是惠及廣大人民的制度建設,其成本也十分高昂,維持它運轉的成本更高,因此不可能一開始就被建立起來,一定是被迅速增長的貿易、工業化、和各種市場問題與安全需要倒逼出來的,尤其是隨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推進和當中國國內勞動力變得稀缺之後。

    因此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麥克勞斯基(McCloskey)針對美國新制度經濟學目前的領軍人物阿西莫格魯(Acemoglu)的理論毫不客氣地評論到:「往小了說,Acemoglu對歷史的每個重要的細節都令人遺憾地搞錯了,往大了說則是整個(理論)都是謬誤。」

    而且美國兩位著名理論經濟學家戴維•拉維和米格里•柏遵(David levine and Michele Boldrin)才指出阿西莫格魯關於經濟發展和工業革命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不過是,「同語反覆」,玩弄概念,結論都在假設裏

    正因為制度沒法解釋工業革命,很多歷史學家才不認同這套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因此這使得有些西方歷史學家走向另外一個極端,認為之所以在英國爆發工業革命,而不是在中國或者印度,是因為英國的煤炭資源很多,因為工業革命需要新能源。

    在我看來,這個解釋也不對,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才開始爆發一場工業革命或複製英國工業革命不是因為煤炭開採成本突然降低了。

    而且,英國最早的工業革命不是從煤炭蒸汽機開始的,而是從紡織業開始的,紡織業的原材料是棉花,而歐洲沒有任何國家生產棉花,所以也不是因為棉花產量高就產生工業革命。

    英國的棉花是從殖民地運來的,因此一定是歷代英國王室用皇家海軍開道,為它創造了全球的棉花殖民地和原材料供應鏈,發明了使用大量奴隸種植棉花,也為本國後紡織品開闢了巨大的世界市場,這才能支撐英國企業採納紡織新技術,進而刺激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爆發。第一次工業革命產生了的巨大物流運輸和商業繁榮使得原始運河和馬車道以及自然動力供不應求,才產生對新能源和新型交通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這才又刺激了煤炭-鐵路-蒸汽機的這個工業「三位一體」的發展,從而引爆第二次工業革命。

    我覺得這個理論才是對的。市場是個公共品,需要國家力量去創造。而英國皇室的動機就是要避免「貧窮落後就要捱打」的命運,為了贏得戰爭,必須贏得與歐洲列強的商業競爭,而商業利潤可以資助戰爭,通過戰爭又才能夠獲得和創造更多的殖民地市場和壟斷全球貿易。這個過程啟動了重商主義國家發展戰略和全球市場開拓,以及相伴隨的制度建設,也刺激了科學研究與技術發明,從航海需要的天文知識到發射火炮需要的彈道軌迹的數學研究,等等。通過戰爭拓展貿易,又通過貿易支付戰爭這一哺育近代資本主義和大工業發展的正循環,從十六世紀開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吿一段落。

    但是,坦率來講,新古典經濟學、新自由主義和以這個為理論基礎的新制度經濟學目前仍然在美國學術界、政治界、意識形態界佔統治地位,很難撼動它。我想在中國國內恐怕也是這樣的。對這些主流理論的侷限性的認識只有通過學習西方工業化歷史來獲得。

    華人經濟學家在海外影響有限的局面會逐漸改變

    總的來說,華人經濟學家在海外全球經濟學術圈的排名不高。

    目前比較常用的排名是國際經濟研究數據庫RePEc(Research Papers in Economics)的排名,它是根據已經註冊的全球32600餘名經濟學家的發表的文章、文章的引用率、點擊率等30多個計算標準加總得到的一個排名,雖然在這個排名中華人進入全球前5%的人有那麼十來個,但是總體排名並不靠前。

    他們中有些可能是沒有在中國國內任職或是任職學校在時間分配上的權重很低,因而沒有排上名次。比如我在清華大學任職後的權重加強,就被排到了第8位,同時因為把美聯儲的權重壓低了,所以我在美國的排名就下降了。

    無論這個排名是否客觀,總體來說華人在海外做西方這套經濟學研究的遠遠比不上印度人,也比不上韓國人。當然這可能和改革開放的歷史短有關係。印度是英國殖民地,早就開始接受西方經濟學訓練,印度人裏面有得諾貝爾獎的。

    另外,有潛力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也有。但是從對發展經濟學這個學科的影響力來看,前世界銀行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的影響恐怕是最大的,至少是亞洲和所有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他的書和專著獲得了很多諾貝爾獲獎者的強力推薦,這在其他華人經濟學家裏面恐怕還沒有。

    從中國經濟體量的發展趨勢來講,我同意林毅夫的判斷,一個國家研究經濟學的水平和其經濟學家在全球的地位,與這個國家的經濟地位有很大關係。

    比如說當年工業革命最早是從英國開始的,英國處於經濟發展的前沿。經濟發展起來之後有資金來資助經濟學家做研究,研究的英國經濟問題都是等同於經濟學的前沿問題,所以當時經濟學做的最好的人是英國人(包括蘇格蘭人)。

    這個趨勢從18世紀開始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當然歐洲大陸由於19世紀經濟的崛起也出了很多優秀經濟學家。後來經濟中心轉移了,特別是二戰以後,轉移到美國了,因此美國經濟學家開始人才輩出了。

    這不僅與美國發達以後對經濟學研究的資金投入有關,更與美國作為全球的經濟主宰地位有關,使得美國那些哪怕是雞毛蒜皮的經濟現象和問題也被視為經濟學的前沿問題,美國的經濟學雜誌統治了全世界。美國的高校也把全球對經濟學感興趣的人才吸引過去了。這樣美國能不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嗎?

    那麼今後全球的經濟中心除了美國還有中國,中國的經濟問題就就成為世界前沿問題,比如中國崛起這一歷史事實本身就會是一個很大的研究課題,是人類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最為壯觀的全球性歷史事件,它將極大地改變西方和東方自文藝復興尤其是17世紀以來對很多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問題的看法。

    中國的獨特政治體制也會刺激很多的前沿研究與成果。中國的經濟政策也是一樣,比如今後人民銀行調息立馬會對紐約和法蘭克福股市產生巨大影響,對世界油價和其它國家的資本流動產生影響,因此中國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經濟發展模式,宏觀經濟學問題,微觀經濟學問題,都可以成為世界前沿經濟學課題。

    甚至中國最低工資政策這樣的不足掛齒的問題也會自然成為全球關注的重點,而英國的東西,哪怕是英國的國計民生,就不會有人關注了。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主張通過政府主導核心產業發展。(巨子)

    因此按照林毅夫的看法,全球最好的經濟學家也會在中國大批出現,因為他們得天獨厚地擁有全球最重要的經濟學課題。而他們創造出來的研究方法就會是大家效法的榜樣。這些方法對英美的傳統方法會有一些繼承性,但也不完全是,一定會有中國人自己的創新。

    更關鍵的是今後全球的各種經濟學獎都可能是由中國基金設立、由中國人來決定頒發的。

    一句話,今後很多東西,一方面有人類文化的共性和繼承性,另一方面也有經濟力量的巨大影響,越來越多的事情會是中國人說了算,就像19世紀是英國人說了算,20世紀是美國人說了算一樣。

    經濟學理論模型容易變得理想化

    經濟學並非一門嚴格的科學,而更像是偽科學,有相當強的主觀性、偏見和意識形態色彩,內部也拉幫結派,宗派林立,互不買賬,以至於持完全相反論點的兩個經濟學家可以分享同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在自然科學界是不可能發生的,但是在經濟學領域就常常如此。

    經濟學使用的工具顯得很科學,用了很多數學,但是裏面的假設卻十分不科學,無法驗證,很多假設根本不是從觀察到的現象出發,而是為了解釋作者希望解釋的某個現象而量身定做的,或捏造出來的,只要能夠基於這套主流經濟學研究範式,通過這些奇怪的假設,推出所希望解釋的現象,就認為是成功了。

    好比我們為了用基督教這個範式來解釋為什麼月球上沒有生命,就假設上帝不喜歡在星期天工作,而按照聖經他在地球上把人造好之後,已經是周末了,因此它老人家沒有時間在月球上創造生命。

    另外一個經濟學家提出不同意見,說其實不是這樣,而是上帝根本就不想在這樣寒冷的地方造人,因此也沒有必要在那裏創造使人賞心悦目的其它生物。結果這兩個理論都同時獲得諾獎。

    經濟學的基礎框架是效用最大化,即原子般的個體對有限資源進行排列組合,通過市場交換和自由選擇獲得最大幸福感。在類似這樣的基礎上大玩數學,沒有一個很客觀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經濟結構,沒有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沒有國家生存戰略和地緣政治格局,沒有文化軍事霸權和技術壟斷,沒有國家機構和行政網絡,沒有國家信用和基礎設施。

    也就是說,這個理論是假設在給定效用函數、技術條件、市場結構下面談資源是如何配置的,但是真正值得研究的經濟發展問題往往是倒過來,是研究一個經濟體如何在給定資源條件下,考察人們的效用函數(消費價值觀)如何演化,技術如何進步,市場結構如何升級,等等。

    而且目前這套經濟學理論的標準是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個資本主義工業國進入福利社會階段以後,按照歐洲人和美國人的口味定的,比如是否符合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新制度經濟學這些個流行意識形態而定的。

    比如有一個不太被外行人知道的事實是,即便在這些火星上才具備的條件下運行的經濟體系中,如果沒有任何摩擦和阻力,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一樣有效,所達到的資源配置結果是一樣的,等價的。而且一旦有了摩擦和阻力,計劃經濟往往會比市場經濟更加有效。這是福利經濟學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證明了的。

    但是既然計劃經濟這麼好,為什麼被這套理論訓練出來的人總是說市場經濟好,計劃經濟要不得呢?他們會說計劃經濟只是在一個理想狀態下才有效,而現實世界是很不理想的,因此只有市場經濟才是最適合的。這有點奇怪,怎麼一回到這個問題他們就開始強調現實與理想的區別了呢?

    但是一旦指出它們模型裏面的假設都是太過於理想化時,他們就說那是科學的方法,需要抽象。既然抽象的條件下得出計劃經濟更有效,為什麼又要強調現實中的條件很不理想,因此只有市場才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的手段呢?

    比如芝加哥大學宏觀經濟學泰斗盧卡斯求解模型時,最喜歡用計劃經濟手段來求解,假設有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在配置資源。獲得最佳資源配置的數學解以後,再反過來按照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去理解市場機制如何實現同樣的資源配置。但是一但回到現實的非理想條件中,他就說只有市場才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的手段,計劃經濟想都別想。

    我們宏觀經濟學家在北美都是這樣被訓練出來的,在模型裏用計劃經濟,在現實中強調市場經濟。

    而且在這些廣泛使用的抽像數學模型裏面,都已經暗含了政治是穩定的,社會是安全的,軍事和文化霸權是不存在的,河流、山川、海洋、地理位置都不重要,市場是天然存在的和自動運作的,裏面的供求關係是決定市場價格的唯一因素,而且外加很多條件使得均衡價格是唯一的。多重均衡被經濟學家認為是很討厭的東西。問題是現實世界往往就是多重均衡,制定經濟政策也要從這個現實出發。

    因此這個框架推出政府和國家是多餘的,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最佳機制這樣的結論。即便出現大蕭條這樣的劇烈經濟波動,政府也不用去幹預,經濟可以自然回到均衡,干預後的結果反而更慘。國家主權、社會組織、社會信任、企業管理、道德規範、意識形態、制度文化和社會治理等等在這個模型裏沒有任何地位。如果需要引進制度因素,那也得按照美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完美製度這個標準來引進。

    但是美國在十九世紀的崛起並不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靠這套理論崛起的,當時這套理論根本不存在,美國也還在迫害印第安人和黑人,還在參與歐洲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擴張。

    這套理論根本無法解釋美國為什麼會在十九世紀依靠土地掠奪、戰爭和貿易保護主義而崛起並超越英國成為了全球製造業霸主,也無法解釋德意志帝國的崛起、日本二戰前在軍國主義體制下的崛起還有前蘇聯的崛起,以至於強大到能夠與美國抗衡的程度。

    這套理論無法解釋,為什麼所謂依靠人權宣言和自由貿易立國的大英帝國不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發生貿易-軍事摩擦和連綿不斷的戰爭,比如在17世紀追趕荷蘭的一百年中至少有15場戰爭,平均6年一次;君主立憲制度下的18世紀至少有25場戰爭,平均4年一次;工業革命中的19世紀至少有77場戰爭,包括與中國的兩場鴉片戰爭,平均1.3年一次。

    也就是說英國崛起的幾百年中幾乎隨時都處於戰爭狀態,而這些戰爭大多數與企圖進行貿易壟斷、殖民征服和侵犯他國主權和人權有關。這個理論因此也不能夠解釋為什麼20世紀初號稱民主文明燈塔的歐洲工業國之間為了搶佔世界市場和自然資源而發起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最殘忍的兩次高科技世界大戰,殖民地國家人民深受其害。

    難怪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爾特精闢指出: 「當年的大英帝國,作為第一個開啟工業化的國家,並非是一個後來人們所描繪的自由、開明和廉政的國家。相反,它是一個軍事開銷龐大的、總是處於戰爭狀態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稅收的、債台高築的、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官僚集團和強權國家。它也絕對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大英帝國不是,其它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西班牙不是,法國不是,德國不是,美國也不是,日本更不是。那如果不是依靠民主自由崛起,他們是靠什麼崛起的?答案很簡單:是靠戰爭和國家主導的貿易與國家主導的市場活動崛起的,是靠國家扶持的以製造業出口為導向的重商主義戰略崛起的。

    擁有國家支持和皇室特許的強大私人武裝力量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任老總,在談到亞洲貿易對於荷蘭經濟增長和國民財富積累的重要性時說到,「我們無法不靠戰爭來拓展貿易,也無法不靠貿易來支付戰爭。」

    17-18世紀的大英帝國是荷蘭的好學生,依靠國家機器和戰爭主導貿易,依靠貿易主宰世界;19世紀的德國、美國、日本又都是大英帝國的好學生,如法炮製這些發展戰略而實現工業化的。

    但是這樣的工業化崛起之路在現代西方經濟學模型裏面是沒有的。在這種象牙塔裏構造的模型裏面,有一大批自給自足的個體農民,在良好私有產權保護下和自由市場競爭下自然而然成為企業家,這些企業家在民主自由的空氣下通過技術發明創造了當代工業文明。

    強大軍事技術、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掠奪只是一個不經意的副產品,一點小小的錯誤,而且落後國家是因為不願意開放國內市場與西方進行自由貿易才捱打的。好多華人經濟學家對鴉片戰爭就是持這樣的觀點,甚至還希望西方列強繼續殖民中國五百年。可見這樣的黑板經濟學理論對人的思想的影響是很深刻的,潤物細無聲。

    難怪在美國大傢俬底下一直有這樣的玩笑,一個國家的經濟越不好,越容易在美國出頭成為有名的經濟學家。

    舉個例子,比如說阿根廷,我們知道阿根廷經常出現債務危機,宏觀經濟一塌糊塗,老欠別人債不還,把一個當年與美國一樣富有的資源型大國和歐洲移民大國弄成了一個缺乏國際信用的中等收入國家。但是阿根廷人在美國經濟學術圈非常厲害,尤其是宏觀經濟學。在美國前10名的高校經濟系都能找到很厲害的阿根廷人。

    反過來,你要在美國一流經濟系找到同樣優秀的德國經濟學家,尤其是做宏觀經濟學的德國經濟學家,你就很難找到。

    所以德國人開玩笑,說因為他們的經濟很好,不需要經濟學家,也不需要派人去美國學經濟;阿根廷的經濟特別差,所以他們就去美國學經濟而成名。

    我認為這個因果關係還可能倒過來,不是因為這個國家宏觀經濟不好因而產生了不少優秀的經濟學家,反而是因為它在美國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太優秀,回去把自己的國家搞垮了。而德國沒有什麼人在美國經濟學界很優秀,無法傳播錯誤理論,反而自己的經濟搞得很好。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對中國的狀況反而感到樂觀。沒有美國出產的全球一流的華人經濟學家,更沒有拿到諾獎的,所以中國的經濟發展非常好。

    要是鄧小平當年改革開放時有一些美國黑板上培養的著名華人經濟學家,牛哄哄回國來指導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中國可能早就垮掉了。記得俄羅斯當年改革的時候,全是一幫哈佛大學的一流經濟學家和崇拜他們的俄羅斯年輕人在幫忙指導,制定改革政策,結果就給搞垮了。

    雖然這是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法,但是也說明經濟學研究的好壞,跟國家經濟發展狀況之間的因果關係,確實不是那麼簡單的。國家經濟發展是因,出產經濟學家是果,而不是倒過來。

    比如印度人搞經濟學研究就比華人優秀,他們好多都回國指導印度政府發展經濟,但是印度的經濟沒有中國好。希臘人和土耳其人在美國經濟學界優秀的也很多,比新加坡的多多了,但是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和新加坡比並不怎麼樣。

    本文根據媒體對文一採訪整理,受訪者系前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講席教授、曾供職於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高級經濟學家兼助理副行長。本文原載於《觀察者網》,略有刪減。本篇為系列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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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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