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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文一:諾貝爾經濟學獎為什麼不頒給鄧小平

    學者文一:諾貝爾經濟學獎為什麼不頒給鄧小平

    人類的經濟活動比人體還要複雜,國家的興亡比人命還要關天,那些在醫學院摸爬滾打好多年然後又通過住院醫實習的醫學博士,到了醫院都還要通過好多病人繼續積累好多年治病的經驗才能夠成為好醫生,但是那些依靠有點數學天賦在黑板上推導數學模型好多年就可以搖身一變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甚至拿一個諾獎,有點令人擔心。

    諾貝爾經濟學獎為什麼不頒給鄧小平

    諾貝爾經濟學獎為什麼不給鄧小平這樣的政治家、軍事家、國際戰略家、經濟改革家和設計師?因為他設計出來的全球第一大製造業中心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實在無法用西方這套數學模型表達出來。

    其實近代歷史上沒有任何國家的工業化是由經濟學家或它們的理論指導的,反而是由那些具有商業頭腦的政治家們指導的。好些國家都是工業化完成以後,經濟發展起來之後,有錢在高校養一批經濟學家的時候,才出一些經濟學家。

    比如美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完成(複製)了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卻沒有出產什麼經濟學家。在1870到二十世紀初完成了震撼全球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也沒有出產什麼經濟學家。二戰結束進入福利社會之後,才開始在象牙塔裏出產一批經濟學家,都是學物理或數學出生的年輕人在那裏提出一套數學化的經濟理論和模型。

    好些中國人卻對那些諾獎經濟學家崇拜得五體投地,認為他們的精巧數學模型道破了宇宙經濟學真空的終極真諦,適合於任何懂得私利和激勵的高等物種,以至於裏面假設的效用函數和投資方式連經濟學家自己的日常行為都無法描述,經濟學家們也不是按照那樣的效用函數來計劃自己的家庭消費和股票投資的。

    那倒是無關緊要,因為經濟學家認為這個模型推出來的消費行為和股票價格與宏觀數據平均值差不多,只是均方差大了一點,就好比他預測中國的平均氣温很準,只是方差太大一樣。

    但是這樣的平均氣温預測對東北人和海南島人有意義嗎?「球形雞」雖然與實際雞群的平均值相等,但那也不是雞。

    這些模型或者理論,美國的偉大商人和政治家是看不懂的。但是不要緊,因為美國的工業化已經完成了,可以養一批這樣的經濟學家來得獎。

    而且為了贏得對前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冷戰,西方才搞出這麼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給這套經濟學理論範式穿上一件科學的外衣,把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都壓下去了。

    這套理論裏面的工作單位、勞動時間、生產工地可以任意選擇,每天工作幾分鐘幾小時都可以;產品沒有大小和重量,生產東西不需要能源,即使需要,其能源形式是畜牧力、火力、電力、核能都沒有關係;生產工具是屬於石器時代、鐵器時代、電子時代沒有區別,不外就是單位勞動時間的產出不同而已;運輸東西不需要鐵路,有沒有絲綢之路、巴拿馬運河、馬六甲海峽和南海通道,交通設施天然存在,可以在任何地方任意轉彎、停留、後退,隧道公路橋樑高鐵都是沒有戰略意義的。

    企業是大是小都不重要,沒有組織結構,生產的產品大同小異,可能只是顏色不一樣;也沒有人和組織能夠相互欺詐、操縱價格、壟斷技術、金融詐騙,大家都守信用;國家大小沒有關係,資本外逃也沒有關係,反正都在太陽系裏;產品交換的市場就像農貿市場那樣天然存在,裏面的個體都知道整體經濟的結構和宇宙格局,除了一些非人為控制的天氣變化以外,大家對未來世界看得一清二楚。

    這裏面沒有十字軍東征,沒有文藝復興,沒有地理大發現,沒有法國大革命,沒有洋務運動,沒有萬里長征,沒有工業革命的機遇期,沒有世界大戰,沒有國家和政黨,沒有棉花與鋼鐵的區別,沒有石油儲備與戰爭,沒有國家行政機構,比如國防部、能源部、外交部、情報部、安全部、警察系統和大批由政府出巨資精心扶持的重大研究機構等等。

    在這些恐怕火星上才有的條件下,這些數學家們證明鄉村集市貿易是配置資源的最佳方式,每個人的幸福指數都最高,不需要政府和產業政策。政府是隻懂得收稅的令人討厭的笨蛋。高校也不需要學習別的人文科學,就把這套經濟學理論學好就能夠把國家治理好,就能任財政部長、商務部長、央行行長甚至國家總理。拉美國家就是這樣做的。

    但是當年的大英帝國、法國、德意志和美利堅合眾國不是在這樣的假設條件下以這種方式崛起的,日本更不是。他們都是依靠強大的國家機器和堅船利炮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和全球市場開拓,用國家力量主導市場經濟和全球貿易,通過殖民、奴隸販賣、對外戰爭和重商主義的產業政策而崛起的,並長期對發展中國家實行技術壟斷。

    如果產生貿易逆差,就說其它國家操縱貨幣,必須用鴉片戰爭來平衡。崛起之初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崛起之後大搞自由主義,當年大清國就是因為拒絕承認大英帝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而吃了炮彈。因此這些火星上的理論和模型不是用來指導那些已經依靠戰爭而崛起的西方國家自己的,而是被拿到還沒有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去教訓別人和做試驗的。

    這些經濟學家們為了發表文章,也常常拿這些火星或月球上的模型去和貧窮國家的宏觀經濟數據做比較,如果符合就說模型很好很科學,如果不符合就說人家的經濟有問題,裏面有資源錯配。

    比如國企太多,跨國資本無法自由流動,需要進一步「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監管化、去政府化」的改革,甚至需要一場茉莉花革命或政府換屆,要求人家按照模型裏面假設的外太空條件來進行「漂白、閹割、純化」。

    然後號稱一旦這樣改革以後,落後國家產生出來的宏觀數據就一定會和這些數學模型預測的一模一樣了,如果還不一樣,那也是由於天氣不好造成的,再也不是制度和效率問題了。

    換句話說,一旦把雞假設成球形的,平面幾何與三角函數裏面的基本概念比如曲率、周長、弧度、滾動速度甚至微積分裏面的變分發就都可以派上用場了。問題在於雞是要下蛋的,要用爪子來走路的,要用長羽毛的翅膀來撲騰的,而且是有視覺神經與五臟六腑來完成信息處理和新陳代謝的,而且還要通過格鬥來生存的。

    揭示和解釋這些生物學原理,數學這種語言和工具是先天不足的。因此生物學家很少用數學來描述他們的繽紛世界,但是經濟學家卻喜歡用數學來描述比生物學世界更高級和複雜的人類世界,這個社會學現象值得深思。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只有數學模型才能科學地描述人類的經濟活動和工業化過程。如果不這樣做你就不可能在美國的經濟學界混。

    但是古羅馬帝國如何解體的?大英帝國是如何崛起的?工業革命如何爆發的?一個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和索羅殘差能夠解釋嗎?由於瓜分世界市場和掠奪全球資源而爆發的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階導數是多少?牛肉消費對於控制中東石油基地的彈性係數是多大?保留日本天皇對於日本戰後經濟復甦的成本曲線如何畫?民族復興的幸福指數有多高?

    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是全球最多的,但是芝加哥學派的人卻很難進入美國高層政府機構參與制定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和貨幣政策,反而是那裏訓練出來的拉美國家的人,常常回到自己國家擔任政府要職和智囊,按照這套經濟學理論去發展經濟,結果可想而知。

    搞發展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幾十年來這些理論用到非洲去,非洲無法發展,用到拉美去,拉美出現去工業化,用到東歐國家和俄羅斯的改革,結果更糟,把原來已經工業化的國家變成了靠出口農產品和自然資源為生的國家。

    我到不認為這裏一定有什麼陰謀論,更主要是因為美國政府比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頭腦清醒,不會輕易被幾個黑板上訓練出來會解微分方程的經濟學家忽悠。

    可惜發展中國家沒有自己的人才儲備,沒有經歷過16-19世紀西方歷史上殘酷的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工業和軍事技術競爭、全球市場爭霸,因而更容易天真地相信那套只適合外星球生物的數學模型,反正也看不懂,只是覺得拿諾貝爾經濟學獎應該很厲害,結果被忽悠。

    不懂歷史無法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方經濟學

    現代經濟學教科書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不懂得西方工業化歷史,不懂得大工業集團和個體戶的區別,不懂得華爾街與當鋪的區別,不懂得國家和政黨的重要性,不懂得國企、西點軍校、外匯儲備、日美軍事同盟、國家治理和產業政策的重要性,不知道如何培養國家領袖,誤以為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和哈佛大學甘迺迪政治學院才是培養自己國家領導人的地方。這樣的國家不完蛋才是怪事。

    你看到日本和德國,把自己大批的政界和商界人才送到美國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和哈佛甘迺迪政治學院去培養嗎?也就中國、拉美、非洲國家喜歡幹這事。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里茨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人才和政治領導人如果去美國,應該學的不是經濟學,而是工程學或其它有點用的東西,哪怕是國際政治也好。

    1984年鄧小平親自題詞寫下「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替改革開放政策發出有力的支持聲音。(中國軍網)

    鄧小平時代的中國領導人都是學工程出生的,把經濟搞得很好,但是目前中國政府部門學西方經濟學和金融學畢業的領導人越來越多,這是否是一個擔心?其實他們更應該學西方近代經濟史和金融監管史,或地理與社會學,而不是經濟學和金融學,那些東西旁聽一下本科的課程就行。哪怕學會計學和市場營銷學也比經濟學有用多了。

    至少我目前是這麼認為的。作為大學的西方經濟學教授當然應該把西方這套經濟學吃透,但同時也還一定要學習西方工業化歷史,包括戰爭史、金融危機史和金融監管制度建設史,要不然陷進西方「黑板經濟學」裏面去跳不出來。

    中國國內高校一定要普遍開設「西方工業化歷史」這門課,包括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美國、日本在17-20世紀期間是如何崛起的,動用過什麼樣的產業政策和國家發展戰略,以及戰後的韓國和新加坡的工業化與產業政策的歷史等等。

    這些東西中學生也應該學,必須學,這才是活生生的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活生生的經濟學、金融學和政治經濟學,不要只強迫學生讀馬克思的本本或那些不懂西方工業化歷史的人編寫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是時代的產物,你不讀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整個工業化歷史和全球化歷史,能夠理解《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和《共產單宣言》嗎?不可能!

    你能夠理解二次世界大戰的成因和美國的崛起嗎?不可能!你能夠理解前蘇聯的崛起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改革的經驗和教訓嗎?不可能!你能夠理解美國戰後制定的世界秩序嗎?不可能!

    如果這些都不可能,你怎麼知道中國應該向何處去?怎麼預測中國未來的走向和全球化方向呢?中國高校和黨校的馬克思主義教員首先應該是歷史學教員,尤其是西方近現代歷史學教員,然後才是馬克思主義文獻專家,否則他們就會有意無意地教條化馬克思主義,成為埋葬馬克思主義最理想的掘墓人。

    由於不懂歷史,他們既沒有能力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方經濟學,也沒有能力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理論也有其時代的侷限性,因此需要發展。

    但是如果你不好好研究產生馬克思主義的時代風雲,那個時代的工業革命、政治經濟學思潮和國家結構演化,理清從那時到現在的發展脈絡,以為西方國家天生就是民主自由文明,認為他們的屋頂是地基,你怎麼會知道馬克思主義的有效性和侷限性在哪裏,怎麼去發展它?

    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一個致命錯誤,不僅僅在於過度使用數學語言,而且在於它拋棄、割斷、顛倒人類工業化歷史,把發達國家通過野蠻掠奪達到的今天「文明」狀態和成果當成當年工業化的初始條件和原因,把市場和政府對立起來,認為政府越小,市場就越大、越有效。

    其實無論是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史,還是兩次世界大戰後個別國家成功工業化的歷史,以及今天中國崛起的經驗都指向一個真理:政府越有為,市場才越大、越有效。

    有為政府的衡量標準之一,就是看它是否懂得為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制定正確的產業政策,看它是否具備執行正確產業政策的行政官僚系統和國家能力,看它是否勇於改革開放加入全球的經濟和科技競爭,看它是否善於建立規章管理制度、駕馭市場力量為大眾利益服務,看它是否敢於在市場經濟中動用國家力量規範市場行為和私人資本的運作權限,以保護廣大底層人民的根本利益。

    不僅政府與市場不是天然對立的東西,而且很多東西市場根本無法做,需要國家、社會和集體去做。但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市場萬能,政府與市場對立,應該退出經濟活動,所有東西都應該讓市場去做。

    然而市場本身都是一個公共品,怎麼可能市場萬能,讓政府退出基本經濟活動?即便有牛頓的第一推動力把市場創造出來,市場的有效運行也還需要公共力量。關於「市場」存在和運作的牛頓式絕對時空觀(絕對市場觀)必須拋棄,因為它不正確,誤國誤民誤自己。

    人類的任何經濟活動都有很強大的外部性,而且任何非經濟活動都有經濟影響。我們只要在一個哪怕是火星上才有的理想條件下建立的經濟模型裏面加入一些外部性,用同樣的數學工具,就會得出多重均衡,資產泡沫,市場失靈,貧困陷阱,甚至混沌這樣的動力學結果。

    對於這樣一個經濟體,政府如何可能不干預?這是為什麼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除了市場機制和私有財產以外,還必須要有相當程度的非市場機制和公有經濟,必須要有公辦學校、公辦醫院、公辦企業,甚至國家和公共團體制定的一些非市場價格,而且可能還需要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這樣的東西。

    本文根據媒體對文一採訪整理,受訪者系前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講席教授、曾供職於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高級經濟學家兼助理副行長。本文原載於《觀察者網》,略有刪減。本篇為系列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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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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