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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文一:中國經濟的成功之處恰恰因為沒有全盤西化

    學者文一:中國經濟的成功之處恰恰因為沒有全盤西化

    我在美聯儲(聖路易斯分行)工作時,機構對我們的要求是首先成為一個好的研究者,一個能夠發學術性文章的經濟學家,但是研究的方向可以自己決定。我可以研究美國的經濟,也可以研究中國的經濟,我可以研究宏觀經濟,也可以研究微觀經濟,他們不會干涉的。

    一般在海外的華人經濟學家,多數時候還是跟着美國的學術體制走,跟美國研究問題的潮流走,要發文章,要拿終身教授,就要在美國比較熱的話題上有所建樹。

    比如說金融危機在美國就是很熱的話題,目前是宏觀經濟學的研究主題之一。發展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因為中國崛起,也使得中國問題開始成為發展經濟學很熱門的領域,但還不是宏觀經濟學的主要話題。

    我是做宏觀經濟學一般理論研究的,以前就很少關注中國問題,但是因為後來有機會回國到清華教書,才逐漸開始關注中國問題。

    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學家都是個謎

    一般我們海外訓練的經濟學家,思考任何經濟體的經濟問題都是按照教科書那套理論來思考的。教科書很簡單,就是說市場一定是配置資源的最有效方式,因此任何一個經濟體,必須全部是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有限政府,經濟體才能良好運作。政府是有限政府,是不應該干涉經濟的。

    甚至我們教科書裏的經濟模型更簡單,政府就是一個白吃白拿的角色,對於經濟完全是一個負擔,因為它不創造產品,因此這模型裏面不可能有什麼產業政策,有的只是為了滿足政府消費而存在的稅收政策,而且這些政策都是扭曲經濟的,在白吃白拿的基礎上雪上加霜。

    所以說實在的,用這樣的經濟模型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到非洲、到拉美、到中國,給出的建議都是一樣的:政府靠邊站,不要瞎折騰,一定要限制自己,退出對經濟的一切干涉,不要搞什麼產業政策,讓市場自己運行,經濟就自然會發展起來了。

    用這種模型訓練出來的我們這些經濟學家,到中國以後,看到中國政府主導這麼多產業政策,到處招商引資,做這麼多所謂的發展規劃,還有這麼多國企,所以任何西方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的第一反應就是,這個經濟體制非常糟糕,這個經濟十分扭曲,一定發展不起來;如果發展起來了,那一定是政府亂投資製造的「振興假象」,不趕快放棄這些計劃經濟的尾巴轉而徹底模仿美國體制,馬上就會垮。

    你問他哪裏扭曲,他就說你看看貧富分化,你看看貪污腐化,你看看環境污染,你看看下崗工人,你看看假冒偽劣產品,你看看醫鬧和高企的房價等等,這些不是扭曲還是什麼?但是如果你反問到,那為啥這些現象在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期間到處都是、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就啞口無言了。

    而且你問為什麼這麼糟糕的體制下中國目前還沒有垮,他就只能說快了。但是他不會因為你的這些反問而開始反思自己的理論是否正確,卻偏偏就是堅信一定要把這些問題歸結為你的政治制度問題,認為如果你按照他那一套理論進行改革,這些問題都可以去除。

    更為關鍵的是,人們就會反問你們這些相信西方制度才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的經濟學家,既然你們認為中國製度這麼糟糕,怎麼中國經濟增長得這麼快?那些採納了西方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為什麼不增長?對我們這些西方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來說,這一直是個迷。

    2020年7月,北京三里屯,蘋果粉絲們在新旗艦店開業是環湖雀躍。中國經濟從痛苦的收縮中反彈,疫情之下的韌性讓世界為之矚目。(美联社)

    中國崛起這個現象就同佔統治地位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之間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一方面大家覺得中國既不是西方的民主制,又有很多計劃經濟的身影,政府到處干涉,還有這麼多的國企,還到處都有黨組織,還學馬克思主義,從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原理來講,這是最糟糕的經濟了。

    但是恰好是這樣一個經濟,增長卻最快,而且快到令世界驚訝的程度,而且現在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影響非常大,連美國製定貨幣政策都開始覺得要考慮它的影響。

    這個矛盾怎麼解釋?如果非要按照西方經濟學來解釋,唯一能夠說的就是中國之所以發展這麼快,就是改革開放以後引進了市場,引進了私有制,現在市場化還不徹底,因此如果進一步引進私有制,政府進一步退出,經濟會增長更好,以前GDP年增長10%,以後會20%

    但這個解釋是有問題的,很片面。菲律賓引進市場和西方政治制度比中國的改革開放歷史還悠久,它是美國的殖民地,美國的全部政治體制都可以強加給它,為什麼菲律賓經濟沒有中國好?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也是按照美國的方式改變了制度,但沒有中國發展好。

    拉丁美洲獨立建國搞私有制的歷史比中國長多了,目前主要只能依靠出賣農產品和自然資源。 羅馬利亞、烏克蘭、俄羅斯改革開放依舊接受私有制比中國徹底,國企全部私有化了,為什麼它沒有中國這樣的經濟爆發力?俄羅斯把計劃經濟全盤否定了,國企全部私有化了,今天如何?

    烏克蘭以前也是工業強國,能生產航母和大飛機的國家,這些都是需要完整工業體系才能生產,不是一個馬雲就能生產出來的,但是烏克蘭現在淪落到主要靠出口農產品和自然資源了,當然還有一些當年計劃經濟時期發展起來的軍工產品,吃老本,也快淪落到一個第三世界國家了。

    所以這些問題是西方經濟學理論回答不了的。因此,如果說中國進一步把國企私有化,把土地私有化,政府全部退出干預,中國經濟恐怕不是會更好,而可能會坍塌。

    因此,我們可以反過來思考,中國之所以改革開放經濟搞得這麼好,可能恰好是因為沒有全盤接受西方這套理論,沒有讓一切東西市場化,沒有讓一切東西私有化,政府沒有退出一切領域。這個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這樣來解釋中國的奇跡,我們就需要新的經濟理論。所以這方面我覺得林毅夫他是一個旗手。他是長期以來反對全盤用西方經濟學來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張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論,這不太容易。他的聲音在中國是少數派,學過西方經濟學訓練的人心底裏對林毅夫是不服氣的。但是美國好多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卻推薦他的著作。

    經濟理論不能與現實脱節

    我以前也是相信西方經濟學那一套理論的。2008年,我回國到清華大學教西方經濟學,給博士生開宏觀經濟學課程,一開始也就講的這些西方的經濟理論,從各種宏觀經濟學模型的建立和推導以及這些模型背後的歷史演化,自認為把這些理論講解的很透徹。

    雖然我一開始就強調了宏觀經濟學理論的歷史演化,從亞當斯密,到凱恩斯,到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到弗裏德曼的貨幣理論和永久收入的消費理論,再到盧卡斯的理性預期革命,再到新古典的實經濟週期理論,再到新凱恩斯主義等等,但是我當時還是沒有很好的意識到,這整個理論體系和發展思路後面的最為根本的假設和由這些假設帶來的後果。

    比如這些理論背後的根本假設之一就是,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最有效方式是天然存在和自動有效運作的,如果有各種阻力和摩擦力,都是制度和政府帶進來的。這是不對的。

    第一,如果市場這麼靈光,為什麼會存在企業?而企業內部的資源配置不是靠市場機制,相反是依靠指令性計劃經濟和團隊合作的。企業的老闆和公司的CEO恰恰就是依靠一套行政組織和管理體系來制定企業計劃和配置各種資源的,裏面根本沒有市場機制。

    第二,市場本身是一個公共品,不是天然存在的,它是被集體力量創造出來的。市場的三大基石是政治穩定,社會信任,和基礎設施,而這些都是強大國家力量創造的。這三個因素決定了市場的大小和形狀。比如中國目前在馬來西亞投資興建的皇京港,一旦建成可以立馬改變馬六甲海峽地區的市場動力學和時空結構。

    第三,市場不會自動有效運作,需要強大的外部規範和監管。

    第四,市場是有內部結構的,也是不斷變化的。市場和政府不必是對立的,而是可以相輔相成的,只有在新自由主義西方經濟學理論裏面它們才成為天然對立的東西。

    換句話說,西方經濟學不僅假設市場天然存在並自動有效運作,是與政府對立的東西,而且假設它沒有任何內部時空結構和動力學,與所交易產品的性質無關,只是供給與需求相遇併產生均衡價格的地方,就像牛頓的絕對時空,只是物體運動的空洞場所。而市場的大小就完全是由廠商的供給能力或產能決定的,在所謂一般均衡下供給有多大,市場就有多大。

    但是愛因斯坦發現時空本身並非一個空洞的容器讓物質在裏面運動,而是時空本身就是物質和能量的一種形式,也有產生、變化和滅亡的過程,有物理結構,可以彎曲,是物質和能量的表現形式,是與物質的存在和運動方式相互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市場也類似,它不只是商品交換的空洞場所,它本身就是一個有內部時空結構的動態的公共產品,既不免費也不自由,是需要被創造出來的,而且創造市場的成本十分高昂,需要國家力量的介入,也需要商人和企業同心協力一起合作才能夠被創造出來。

    市場有生命,是變化流動的,會熱脹冷縮,會彎曲,有一個發育過程,不同市場間相互疊加,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和發育順序。不同產業和工業結構以及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所需要的市場和其結構是不一樣的。而且市場本身需要一系列監管條例才能夠有效存在和運作,否則會阻塞、消失、失靈和坍塌,會充滿假冒偽劣產品。

    市場的有效運行除了一系列法律體制以外還需要高度的政治穩定和社會信任甚至道德情操,否則市場交換很難發生和維持。這些都需要國家力量才能提供。

    為什麼人類遠古文明和商貿繁榮都在政治穩定的沿河流域產生?因為在人類生產力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前,河流是天然基礎設施,否則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你如何搞貿易,哪裏有市場?沒有市場如何實現分工?如何提高生產力?私有產權和言論自由與這種市場缺乏有一毛錢的關係嗎?

    比天然河流更高一級的基礎設施是古代絲綢之路和人工運河,需要國家力量去創造,才能夠形成農業文明。在往上就是全球航海通道、沿岸通商口岸和殖民地。

    這樣一來才能夠理解工業革命當年為什麼會發生在國家能力強大的歐洲而不是國家能力虛弱了的亞洲;為什麼首先發生在英國,而不是西班牙、荷蘭和法國;為什麼美國後來能夠取代英國,而不是法國和德國取代英國。

    這是因為當年的英國最擅長動用國家力量來為本國製造業創造全球市場、原材料殖民地和商業網絡,而後來美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通過學習英國而超過了它。

    這樣一來能夠理解「一帶一路」的偉大戰略意義,能夠解釋為什麼缺乏強大國家能力和工業化意志的小農市場經濟和私有產權,不可能自然而然產生工業化,和為什麼正確的產業政策很重要。

    市場的發育和培育有一個邏輯順序,即從鄉鎮企業(工場手工業)小商品市場,到勞動密集型規模化輕工業產品市場,再到資本密集型大型重工業產品市場,再到現代金融市場,其需要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也相應地有一個按順序發育和創造的過程。

    這樣才能夠理解為什麼英國工業革命之前有一二百年的鄉鎮企業繁榮作為起跑期和孕育期(當年的美國和日本還有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都是如此,雖然時間可以大為縮短),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有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才能夠完成工業化,進入福利社會。

    我對這些東西的理解是通過認真思考中國的經濟發展歷程以後,尤其是通過閲讀西方國家的工業化歷史之後,才產生的。

    而在這之前,我接受的訓練是黑板上的經濟學,是做習題做出來的。我經常打這樣一個比方。物理學家本來是研究物理的,但是你要他用它知道的那一套工具去描述生命,去研究一個活生生的雞,那物理學家只知道牛頓力學和微積分,他能夠做的就是假設這個雞是球形的,球形是能夠滾動的,他的數學工具正好可以研究球體的運動力學。但這個球型雞沒有翅膀,沒有腦袋,那還是雞嗎?已經不是雞了。

    但是隻有在這樣的荒唐假設下,物理學家才能用上他那些工具,可以求微積分,可以求偏導、一階導、二階導,但是那已經不是雞了。

    因此你可以想象,當美國高校經濟系招收博士生基本只看你大學期間的數學成績的時候,培養出來的經濟學家是如何的脱離實際世界。

    經濟現象遠比人體複雜,但是一個在醫學院畢業的醫生還要經過好多年的人體解剖和臨床實習才能夠給病人看病,即便這個時候還嫩得很,一個學數學的學生在黑板上經過幾年微積分和隨機數據分析就能夠成為影響一個國家生死存亡的經濟學家,有多麼的可怕。

    別說經濟和生物醫學這麼複雜的現象不能僅僅在黑板上玩一點數學,就是工程也不是這樣的。你讓一個拿到數學好的學生去建一個高樓和橋樑試試,一分鐘不要就會垮。

    因此,我們現在這個經濟學理論,是數學家在象牙塔裏搞出來的經濟學理論,已經不是經濟了,雖然裏面的名詞是在說GDP。這個GDP裏面沒有產業結構的演化,沒有市場的開拓與創造,沒有國家能力,生產的東西是棉花還是鋼鐵不重要,因為相互間總是可以代替或通過市場交換來轉化的,進出口不需要國家信用和美元,直接向國際金融市場發行國債就行了。開玩笑!

    毛澤東建國時、鄧小平改革開放時去哪個國際金融市場發國債籌錢?你以為孫中山提出個「三民主義」就能到國際上籌到錢了,估計還沒有李鴻章籌到的多。要能夠隨便發國債,蔣介石當年逃去台灣時就不用帶走那麼多黃金了,大英帝國也不需用海軍和鴉片戰爭來平衡英中貿易赤字了。

    因此這個模型無法解釋當年甲午戰爭日本為什麼能夠打敗大清國。因為清朝只能夠生產棉花,而日本能夠生產鋼鐵。

    所以這樣的經濟理論到了非洲一搞,就把人家經濟搞垮了。到俄羅斯一指導,俄羅斯就癱瘓了。所以我經常說幸虧鄧小平搞改革的時候,沒有海外華人經濟學家在美國混得很好,或者拿個諾貝爾經濟學獎,要有的話麻煩了,因為他們一回來指導中國搞改革,中國不會有今天的。

    但這不是說,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裏面所有的東西都沒有價值。比如它提出了很多有用的概念,還有對宏觀經濟指標的量化測量等等。但是這個理論框架即便有其現實意義的地方,其假設條件也主要是反映戰後發達國家進入福利社會以後所面臨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學問題的,而不是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學問題的,搬來用是牛頭不對馬嘴。

    何況它的很多基本假設都是火星上的,是為了適合數學工具而做出的。因此這一套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流學術雜誌上發表的東西,可以說90%以上的內容有問題,那些公式和模型政治家懂不了,工程師懂不了,商人懂不了,馬雲懂不了,任正非懂不了,比爾蓋茨也懂不了,那這個還是關於現實世界的經濟學嗎?肯定不是了。

    裏面的企業都是一些「球形雞」,現實中不存在。科斯在去世前指責這些經濟學理論為「黑板經濟學」,是有深刻道理的。

    所以現在經濟學發展到這個地步,這些主流的經濟學理論既不能解釋中國的經濟奇跡,也不能解釋人類歷史上的工業革命。

    這就是我為什麼花很多時間來研究西方工業化歷史的原因。因為只有理解了西方的工業化歷史和工業革命,才能反過來理解中國的奇跡;相反,理解了中國的奇跡,反過來又能幫助我們理解西方的工業化歷史和工業革命。

    本文根據媒體對文一採訪整理,受訪者系前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講席教授、曾供職於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高級經濟學家兼助理副行長。本文原載於《觀察者網》,略有刪減。本篇為系列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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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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