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林毅夫】中國的經濟學理論需要被外部理解

2020年以來，疫情肆虐，全球經濟低迷，大國博弈暗流湧動，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經濟能否維持復甦勢頭，宏觀政策應該如何發力，中美關係是否存在「脱鈎」風險？就此問題，巨子記者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出席習近平主持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的9位智囊中，林毅夫是排名最靠前的，外界更稱他是「國師」。林毅夫接受媒體採訪時直言「國師」不敢當，作為知識分子，知無不言是應盡的責任。本篇為系列採訪第四篇。

林毅夫認為：儘管中國正在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經濟學理論，但如何世界更多的人理解中國的智慧還需要做出努力。

巨子：我們有特別注意到的是，這次座談會上，習近平此番比較多的提到了經濟學理論。他說「（要）準確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您認為，目前中國是否已經形成了一套完備的經濟發展理論？

林毅夫：就像十九大提出的，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套體系的特色是什麼？我想它最重要的是解決了發展是為誰發展？應該是為人民發展。也解決了如何發展的問題，在經濟理論中長期以來的一個難題就是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的作用，習近平也提了「有效的市場、有為的政府」。所以我想這是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這個體系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用中國話講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也是辯證唯物主義的一種表現，辯證唯物主義就是實事求是，根據在當前情況下有什麼，來考慮能做好什麼來。所以我想習近平的思想實際上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當前的實際，不斷的根據現下中國的問題總結出來的。

對我們從事理論工作者來講，尤其我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最重要是形成系統的思想理論體系，怎麼樣在世界上讓更多人理解中國的智慧，這是我在做的一個努力。

巨子：您覺得中國現有的經濟理論跟傳統經濟學理論部分還有什麼區別？哪個部分還需要加強？

林毅夫：我想跟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最大區別是傳統理論都是來自於外國，這些理論當然反映一些人類社會的基本共同規律，比如說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以及像古典經濟學所談的人會對價格信號起放應等，這是描述人類社會運行和發展的基本原理。但是在基本原理之下所形成的理論，則是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經驗的總結或是問題的解決，比如說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分工和自由市場理論是總結於英國在十六至十八世紀的經驗；像凱恩斯主義（Keynesian economics），它是來源於解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當時存在大量失業，如果按照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理論，放任市場自發的作用，價格降低並不能刺激大量沒有就業的人群的消費，也不能刺激存在大量過剩產能的企業的投資，經濟無法從危機中走出來，必須靠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支持消費和刺激投資，經濟才能恢復均衡。總之，國外的理論主要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經驗或為解決發達國家的問題，必然以產生這些理論的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經濟、社會、價值等為前提條件。當這些條件發展變化，發達國家的理論也隨之變化，例如，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理論在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以後被凱恩斯主義所取代，到了60年代出現滯漲以後，凱恩斯主義又被新自由主義所取代。

中國的經濟學理論的特色是來自於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總結或問題的解決，能夠比較好的反映中國的現實條件，和在這個條件下經濟的運行、發展、轉型的規律。因為中國在變化，世界也在變化，要實事求是的話，事本身是在變的，所以理本身也必須不斷前進，這是永無止境的。

目前，需要加強的是怎麼讓外部世界理解，因為現在的話語權都是在發達國家，這也是我主張的「新結構經濟學」所做的努力，只有讓人家理解，才有辦法跟人家分享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