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市場與政府的關係

市場與政府的關係，是經濟學、管理科學以及財政學中的一個基本問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不同，這個問題的內容和表現形式也很不相同。只有當人們逐步認識了市場的作用和缺陷以及政府的作用和缺陷之後，才能獲得有效地處理市場與政府關係的經驗。

一、市場失靈（市場缺陷）與政府職能

早期的主張自由放任、反對政府幹預經濟，是建立在市場充分有效的基礎上的。但「看不見的手」只能在完全競爭市場中發揮完美的作用，然而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滿足完全競爭的條件的市場，因此經濟運行也就難以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狀態。引發資源無效率配置的因素在西方經濟學中被稱為Market failure。國內對Market failure一詞並無統一的譯法，常見的有市場失敗、市場失靈、市場缺陷等，但在使用時，往往用一個詞概括市場的資源配置失效，分配不公以及宏觀經濟穩定三種現象。如果從探討國家職能和政府的經濟作用的角度看，這樣的用法未嘗不可。本文探討市場與政府的關係，也採用這一用法，但是它與原意並不完全吻合。

（一）資源配置失效。

市場配置資源為什麼會失效，大致有以下三方面因素。

1.信息不充分也不對稱。完全競爭市場要求消費者和廠商享有充分的信息，但是現實世界中信息不對稱現象普遍存在。在信息稀缺的情況下，投機的衝動使信息壟斷者不會按競爭規則行事，市場參與者也不可能做出符合實際的最大化決策，因此資源不能被最有效地利用。即使能夠建立一個「信息市場」，買方判斷信息產品的價值還需要其它更重要的信息，需要不斷的信息，而賣方銷售給不同購買者的信息產品不可能是同質的。買方購得信息後又將成為新的信息壟斷者，只有處於壟斷之中的信息才能有購買者。因此，信息市場不可能是完全競爭性質的。為了保證競爭規則不被違反，政府也只能根據事後的判斷，利用法律規範信息市場，以信息公開來增大其來源，但不可能完全消除這個市場的不完全性。因此，信息問題是阻礙現實世界中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根本性因素之一。

2.自然壟斷和產品差別。由於每一種商品都是有差異的，所以每一廠商都具有某些壟斷因素。當規模報酬遞增而擴大生產經營規模受到障礙的條件下，市場競爭者減少。如果市場上只有一家賣者或買者，就產生賣方或買方的完全壟斷；如果市場上仍然存在有幾家賣者或買者，這種市場被稱為壟斷競爭市場。在現實生活中，多數市場的競爭是不充分的，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市場。在長期均衡中，由於不存在完全競爭，這種市場的產品價格都高於行業的長期邊際成本，經營者得到超額盈利，產量也達不到最大。壟斷與不完全競爭存在以下幾方面的效率損失：（1）產量受到限制，產品的使用者的福利受損失；（2）由於存在壟斷利潤，缺乏儘可能降低成本的競爭，可能導致管理鬆懈；（3）壟斷者可能不積極地推動技術進步；（4）壟斷者追求超額收入的尋租活動會造成資源浪費。對於不完全競爭造成的市場失效，政府可以根據不同的原因採取相應的對策，如：對自然壟斷行業實行國有化、管制和定價措施等，對於壟斷競爭行業則實行反托拉斯政策，利用反壟斷法來促進競爭；為了鼓勵技術創新政策可以頒佈專利法，等等。

3.外部性和公共產品。庇古在《福利經濟學》一書中根據社會邊際成本和私人邊際成本的比較來說明外部經濟現象，當社會邊際成本大於私人邊際時，將產生外部不經濟，導致供給過多，典型的例子是與環境污染有關的產品生產；相反，如果社會邊際成本小於私人邊際成本，則為外部經濟，會產生供給不足，例子如橋樑、道路的建設。當存在外部效應時，即使是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中，價格也不會等於社會邊際成本，所以不能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如何糾正它，一般說有三種設想：（1）通過重新分配產權由私人交易自行解決，其根據是科斯定理（1960年）；（2）合併與外部性影響有關的企業，由這個大企業來規劃總產量，使「外部效應內部化」；（3）使用稅收和補貼計劃，對造成外部負效應的企業，國家對其徵稅，其數額等於該企業所造成的損害，以便使私人成本等於社會成本。這些設想的後面，都有政府行為以及計劃的某些蹤影。

公共物品可以看作是外部經濟極端化的結果。薩繆爾遜分析過公共產品的性質，一般認為純公共產品同時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這兩種性質都產生了範圍很廣的「外部經濟」，如國防，氣象服務、燈塔等，按受益範圍大小可以分為全國性和地方性公共產品。另一些準公共產品具有兩種性質之一：「公共財產物品」具有非排他性不具有非競爭性，如地表水的灌溉；「俱樂部物品」具有非競爭性而不具有非排他性，如收費公路。從資源配置效率方面來考察，或者是由於存在完全的非排他性，或者是由於排他的成本較高，或者是具有非競爭性對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由私人按市場規則來提供有困難，所以只能由政府來提供。從帕累托最優效率的必要條件看，政府提供多少公共產品，提供什麼樣的公共產品，方能使資源配置和社會福利最優化，有賴於各消費者的邊際支付意願（邊際替代率）之和等於各產品的邊際成本。但是「搭便車」的心理掩蓋了個人偏好也改變了個人的支付意願，因而供集體消費的公共產品的需求預測並不能給政府提供完全確實的信息以決定公共物品的數量，在現實中的運用存在困難。

（二）分配不公平。

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中，個人的收入分配取決於初始的要素稟賦分配，而這種初始稟賦的分配狀況並不公平，長期累積的結果則更不公平。而且在現實經濟中，由於不完全競爭和壟斷的存在，以及各種社會因素如社會上慣用的薪給結構以及家庭關係、社會地位、性別種族差異等等因素，使得利潤工資等收入並不完全取決於完全競爭條件下的要素價格。因此，政府必須擔當起收入再分配的重任。

（三）市場經濟的宏觀不穩定性。

大蕭條以前，主流經濟學家相信完全競爭，在「二分法」古典模型中，勞動市場的均衡決定實際工資和就業水平，產出水平或總供給由生產函數決定；由於工資與價格具有充分的伸縮性，非自願失業是不存在的；自由升降的利率對投資和消費水平的影響能保證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均衡，儲蓄與投資相等，市場總能出清。因此古典經濟學家的政策處方可以歸結為「Laissez Faire」，意思是「自由放任」，即政府幹預應儘量予以避免，市場力量會引導經濟正常運行。

本世紀大蕭條的深度和時間上的長度動搖了人們對上述理論觀點的信心。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通論》中凱恩斯闡述了勞動市場失靈即非自願失業廣泛存在的原因：（1）在勞動市場上，由於存在「貨幣幻覺」，勞動供給應該是貨幣工資的函數。在「貨幣幻覺」和其它社會力量的作用下，貨幣工資存在剛性，所以勞動市場可以在低於充分就業的水平上達到均衡；（2）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的邊際效率遞減和流動性陷阱的共同作用下，將產生有效需求不足，使總需求小於充分就業狀態下的總供給，引起非自願失業。既然市場機制本身有可能產生有效需求不足並引起非自願失業，而增加有效需求的最直接的方法來自政府，通過財政政策來調節總需求也就成為政府幹預經濟的合理依據之一。

凱恩斯之後，經希克斯、漢森、薩繆爾遜、帕廷金等經濟學家發展的新古典綜合派認為宏觀經濟本來能自動趨向均衡，但是，市場機制內在的自動調節的穩定性很微弱，在現實又確實存在工資剛性，流動性陷阱等阻礙因素，自動均衡機制的成本很高，代價太大，所以政府仍有必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穩定經濟。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承認市場經濟有效性的同時，也必須承認市場缺陷普遍存在，政府經濟職能是市場缺陷的邏輯延伸。馬斯格雷夫將政府職能確定為「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經濟穩定三個方面」這是與市場缺陷的內容相對應的。在資源配置方面，政府必須從私人部門將部分資源轉移出來提供公共物品，採取稅收——補貼計劃糾正外部效應；必須採取多種手段彌補壟斷性市場的不足，促進競爭。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必須利用稅收和支出對初次分配進行調節。最後，政府必須採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控制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等等。

二、市場失靈

但是，政府行為也同樣可能有缺陷。政府失靈的理論依據是公共選擇理論以及新古典學派的政策無效說；在許多場合，政府失靈也與信息問題有關。

（一）公共選擇的困惑。

古典學派和新古典綜合學派都把政府直接假定為謀求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理性人：前者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能是維持市場秩序、提供公共設施服務；後者則認為政府是市場機制的合理調節者和干預者，民主政府通過利益集團的競爭能合理反映社會的意志。但是從60年代開始興起的公共選擇理論改變了上述看法。公共選擇理論將理性人假設應用到政治領域，他們認為，選民、政治家和官僚作為理性人，都受他們個人的短期利益動機支配：一方面選民可能選擇不投票，因而使得特殊利益集團在投票表決中的權重大為增加；另一方面，政治家為迎合選民的需要，自然會提出符合中間投票人意願的競爭目標以增加獲勝的可能性，而作為少數的選民就幾乎是無法自主選擇的。另外循環投票有可能被投票程序設計者利用，投票人也有可能通過互投贊成票使各自的議案獲得通過。這些論證表明，政府的活動並不是簡單地以社會利益最大化為目標。Arrow不可能性定理（1963年）表明，不存在「完美的民主決策方式將個人偏好彙總成為社會偏好」。如果說一致通過規則產生的政府資源配置方式是滿足帕累託效率原則的，那麼公共選擇理論表明一致通過不可能實現，多數票規則產生的均衡結果僅僅代表了中間投票人利益，因而通過政府配置資源難以達到最優狀態。在宏觀經濟政策選擇上，政治家和選民都有擴大政府預算規模的傾向。這種內在的壓力迫使政府赤字不斷擴大，貨幣政策也會因此而受到干擾。在經濟自然均衡的假說下，不存在通貨膨脹與失業間穩定的置換關係。膨脹性政策是政府行為的結果，因此政府幹預只能給經濟帶來更大的不穩定，甚至出現「滯脹」現象。

（二）宏觀經濟政策的失效。

新古典綜合派將IS-LM模型與菲利普斯曲線相結合，說明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存在某種置換的可能，並且為政府幹預經濟提供了各種積極的政策工具。但是這一理論無法說明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國家出現的滯脹現象。60年代初弗利德曼和費爾普斯利用「適應性預期」概念否定了負斜率的長期菲利普斯曲線（即失業與物價上漲有可能置換）的存在。貨幣學派認為，勞動市場的長期均衡由自然失業率決定，刺激就業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最後結果只能導致通貨膨脹而無助於降低失業率，因此最好是按經濟增長率實行穩定的貨幣供給。但是80年代的實踐證明，「單一貨幣規則」並不是經濟穩定的充分條件。

理性預期學派從理性預期概念出發，完全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線：在理性預期的假設下，價格和工資迅速調整，以致使短期負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線也不存在。只有當政府的宏觀政策帶有「欺騙」性質才能產生預期效果，但是一旦人們形成理性預期，政策將歸於失敗。而且一次又一次地使用「欺騙」性的政策將干擾經濟人根據名義價格作出合理決策，貨幣體系中的「噪音」使經濟更不穩定。另外，實質經濟週期理論則將經濟的波動完全歸於預料不到的外部衝擊，對於這些衝擊，政府至少與公眾同樣無知，因此無法通過事前的政策來防止，即使政府作出政策安排，在理性預期的作用下，政策仍將歸於失敗。這些理論都從不同側面說明了政府宏觀政策的無效性。

（三）信息稀缺。

政府有效執行它的三項經濟職能同樣需要完全的信息：在提供公共物品時，需要真實、準確地了解消費者偏好；政府糾正外部不經濟需要準確衡量社會邊際成本；制定宏觀政策需要準確估計政策的執行結果和私人部門的預期；執行再分配政策需要區分貧富差別等等。而現實中，信息稀缺及信息不對稱卻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政府決策的高昂信息成本必然會降低政府彌補市場缺陷的效率。

由於以上這些原則，政府行為的缺陷也不可避免。當然，也並不是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

三、混合經濟

經濟中一些內在的根本性原因決定了市場缺陷與政府缺陷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不能用市場的缺陷來否定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同樣也不能用政府的缺陷來否定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市場的功能與缺陷以及政府的功能與缺陷既然同時存在，那就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兩方面能否相互彌補呢?按照這樣的思路，就有了「混合經濟」的說法；如今，不少人（不僅經濟學者）都認為現代經濟必然是混合經濟。

對於混合經濟，西方經濟學從不同角度來理解：

1.不同所有制企業的混合。西方國家都有相當數量的政府所有的企業——稱為公有企業，其經營方式各不相同，經營領域也廣狹不一，但都進入市場，出售產品或提供服務。市場上公有企業與私人企業並存，它們之間有程度不同的競爭。

2.不同性質產品的混合。私人部門與公共經濟部門並存，兩者通過市場相聯繫，互相交換，前者提供私人物品，後者提供公共物品。只要人類需求的多樣性不改變，只要人類個性不完全被集體意志取代，這種性質的混合經濟就是必然存在的。

3.市場機制與政府職能的配合（混合）。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並決定了初次分配的格局，政府則在資源配置，收入再分配、宏觀經濟穩定三方面進行廣泛的配合與補充。顯然，只要資源是稀缺的，只要存在私人物品與公共物品（包括準公共物品）的區別，只要存在不同的市場類型，只要存在不同的公平標準，只要存在經濟波動，市場與政府的配合與補充也就是必然的。

由於社會、歷史等原因，混合經濟在西方各國的實踐中表現出不同的內部結構，各國的具體國情決定了私人經濟與公共經濟的不同的混合程度，並不存在混合經濟的統一模式。歷史及現實世界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也並不要求一個國家刻意模仿它國，照搬某一種混合經濟的成功模式，而是在這種理論的基本前提下，在實踐中探索一種適合具體國情的模式，用以合理、適當地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係，力求兩者能取長補短，達到經濟穩定增長的目標。

四、計劃還是市場

（一）早期的思想。

隨着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發展，出現了各種抨擊資本主義的思想。空想社會主義者將經濟運行中的無序、混亂，兩極分化乃至各種罪惡的社會問題都歸之於資本主義私有制，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無情的批判，並提出了「烏托邦」式未來社會的設想。從托馬斯·莫爾《烏托邦》（1516）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未來社會以生產資料共有和共同勞動的小生產經濟為基礎，排除了商品貨幣關係，收入分配體現平等原則，這種思想與自由主義思想是對立的，預示了改造市場經濟的必要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繼承了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批判精神，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看不見的手」不可能消除生產無政府狀態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因此要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只有通過實現生產資料的社會化才能解決，對於這種公有制經濟的內部運行機制，馬恩並沒有實踐，當然也就設想得很簡單：當生產資料轉歸社會共同佔有時，整個社會也就變成一座在共同體控制下的大工廠。在這種體制下，商品貨幣關係不存在了，市場讓位於計劃配置方式。在那裏，人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提出了同樣的看法，他說：「社會一旦佔有生產資料並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於生產，每一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用途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那時，一件產品中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可以不必首先採用迂迴的途徑加以確定；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

後來的社會主義者繼承和發揮了經典作家的這一思想。

（二）關於計劃與市場的爭論。

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外，眾多的經濟學家也就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計劃經濟的可行性進行過長期爭論。十月革命勝利後，這種論戰日趨激烈。馮·米塞斯認為由於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結果，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沒有實際交換資本貨物的市場，顯然沒有實際的資本貨物價格，因而在資本貨物領域中沒有指導合理分配資源的「選擇指數」，據此，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中合理的經濟計劃是不可能的。哈耶克和羅賓斯修正了米塞斯的論點。他們不否認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合理分配資源在理論上的可能性，因為從理論上講，沒有實際市場，計劃者可以制定出「影子價格」，執行者如果都遵照執行，資源配置將達到效率狀態。但是他們否定社會主義社會中實際解決資源配置問題的可能性。比如，羅賓斯（L.C.Robbins）說：「在紙面上，我們能設想這個問題用一系列數學計算來求解……，但實際上這種解法是行不通的。它會需要在幾百萬個預計數據的基礎上列出幾百萬個方程，而統計數據又根據更多百萬個各別計算。到解出方程的時候，它們所根據的信息會已過時，需要重新計算它們。根據帕累託方程可能實際解決計算問題的提法只說明提出這種主張的人不瞭解這些方程意味着什麼」。

論戰的另一方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可以通過試錯法來進行經濟計算。比如蘭格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計劃經濟的模型，其中生產資料由社會佔有，居民有消費選擇自由和職業選擇自由，因此有一個真正的消費品和勞動服務市場，而沒有生產資料（資本貨物）市場。只要中央計劃局制定出資本貨物價格，生產部門按平均成本最小原則組織生產，並按照邊際成本等於價格來決定生產規模，如果最終每一種產品的供求都平衡時，說明中央計劃局制定的價格是均衡價格，資源配置也是合理的。中央計劃局的試錯過程可以這樣來描述：假設中央計劃局根據歷史上的某一物價指數制定出期初的物價，生產部門按照上述原則組織生產，期末供求不平衡，對供大於求的產品適當降低價格，相反則適當提高價格，在這個不斷調整過程中（不斷地試錯），逐步縮小供求差額，即可找到均衡價格，並且使資源達到優化配置，從而解決了社會主義經濟的「計算」問題。不僅如此，由於經濟計算是在全社會的範圍內進行的，生產規模是按完全的邊際成本來調整的，可以將外部經濟因素都考慮在內，從而可以避免自由競爭經濟中外部引起的一系列問題，可以緩解產業規模的波動，可以在收入分配上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這些方面的思考使某些經濟學家認為計劃經濟優於市場經濟。

如果說本世紀30-40年代爭論雙方提出的理論都是純粹抽象的，是「紙上談兵」，那麼，到戰後，這種爭論則稍稍地接近現實，比較具體了。瑞典經濟學家R·艾登姆和S·威奧第在《經濟體制——資源是怎樣分配的》（1978）一書中，對計劃經濟有效運轉所必需的兩個前提作了分析：第一，中央計劃機關對社會一切經濟活動，包括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狀況、技術可能性、需求結構等擁有全部信息（「完備信息假定」）；第二，全社會利益一體化，不存在相互分離的利益主體和不同的價值判斷（單一利益主體假定）。顯然，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集中計劃經濟就會由於計算不可能準確和計劃不可能得到嚴格精確的執行，而使經濟系統難以有效運轉。這兩個隱含條件暗示了計劃配置方式的兩個根本缺陷：一是信息機制的缺陷，另一個是激勵機制的缺陷。關於信息機制的缺陷，蘭格在他晚年的論文《計算機和市場》（1965）中通過電子計算機解聯立方程組予以反駁。但蘭格的反駁仍然是抽象的。他雖然舉出電子計算機這種新事物，但信息機制的完善與否，決非一部計算機所能左右的。信息是公共產品，還是商品?信息的供求怎樣管理?信息的真實性如何保證?信息的利用與利用者的道德是什麼關係?這些問題都不是計算機所能回答的。對計劃經濟的第二點批評是激勵機制方面的缺陷。在現實生活中，即使最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也不可能是單一的「全民的國家辛迪加」，不同經濟主體的不同的經濟利益還是存在。如果各個主體只是追求各自的利益，集體利益就落空。為求得集體利益的最大化，需要監督，也需要激勵。監督只能由政府承當，而監督成本是巨大的。激勵要有一定的機制，而這種機制並非計劃經濟本來就有的，也要由政府來設計和實施。監督和激勵是現實問題，是計劃體制實施中的問題。對此蘭格沒有論證，其他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家也沒有論證。

「計劃，還是市場」的理論探討，看來只有在實踐中方能取得實實在在的進展。我們正在進行這樣的實踐。

五、中國的實踐

（一）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

從1949年新民民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以後，中國開展了全國範圍的經濟建設。雖然早在50年代，毛澤東等人就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不盡同意，但建國後最初30年，仍然接受了蘇聯的模式：強化國家的經濟職能，強化計劃管理體制，限制市場經濟。從政府——計劃——市場三者關係的角度來考察，似可有三點認識：（1）建國初期，政府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從事經濟恢復和基礎性建設，短期內取得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成就；但隨着建設的擴展和深入，政府的經濟工作的效益就不像早期那麼明顯了。（2）計劃管理體制下，基礎產業發展較快，為工業化打下基礎；但國民經濟中各種結構性問題並未妥善解決，經濟效益不高。（3）市場不發展，激勵機制欠缺，勞動積極性和生產率都不高，終於影響社會生產力的增長。上述各點是我們當時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所固有的。

1978年開始改革舊體制，在計劃還是市場的問題上，理論界逐步衝破了原來把社會主義經濟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的觀點，大致經過了主輔論、結合論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三個階段。主輔論把社會主義經濟看作計劃經濟，同時認為需要輔之以市場調節，即所謂計劃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種觀點對於否定把計劃與市場對立起來的觀點起到了極大的歷史作用，對於80年代初期的中國改革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結合論把社會主義經濟概括為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其目的是要把社會主義與市場調節，與商品經濟關係內在地統一起來，這種認識體現了把商品經濟關係作為社會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屬性，淡化了所謂主、輔的界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統一起來，明確了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將市場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內在屬性，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可以說是「混合經濟」，但社會主義這四個字不能丟掉。

「十五」大報吿中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就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明了社會主義經濟也是「混合經濟」。這種混合經濟有以下一些特點。

1.不同的所有制企業的混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之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是由中國初級階段的具體國情決定的。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經濟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

2.不同性質產品的混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的區分依然存在，只不過這裏的私人產品不都要求私人經濟來生產，相反，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徵決定了眾多的私人產品將由公有制經濟中的企業來提供，但是公共產品則必須由政府來提供。顯然，國有企業負擔過重或者政府公共產品嚴重短缺是混淆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以及混淆企業職能和政府職能的直接後果。社會主義經濟中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的區別要求劃清企業職能與政府職能的界線，重新界定政府職能，以便有效地提供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混合經濟還遠未達到高度發達的狀態。

3.政府部門經濟與非政府部門的經濟的混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市場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下發揮基礎性作用。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都表明，「市場缺陷」是普遍存在的，彌補「市場缺陷」是政府應有的職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需要在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經濟穩定增長三個方面接受政府的調控，這實際上也決定了政府部門經濟的活動範圍。從改革開放開始，中國逐步引進市場機制，縮小計劃範圍，改革宏觀調控方式，重塑國有企業主體地位等等，所有這些改革都是在政府引導下完成的，在轉軌時候，政府不但要承擔彌補市場缺陷的職能，而且要承擔體制設計，推進改革的重任。與西方國家從「自由放任」到「加強政府作用」再到「現代混合經濟」的道路相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從「政府控制經濟」到「發展市場經濟」再到社會主義的「混合經濟」，其中政府的作用在一開始就不可忽視，非政府部門經濟的發展與政府的作用須臾不可分離。

以上三個方面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混合經濟」，但社會主義這四個字不能丟掉。在社會主義的「混合經濟」中，社會主義公有制是整個經濟的基礎，政府行為在經濟發展中起着較西方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正確處理中國市場與政府的關係。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必須正確處理國家與經濟的關係，其中包含正確處理政府——計劃——市場的關係。這也是處理許多具體問題中必須考慮的幾種關係。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計劃有什麼優點、缺陷；市場機制有什麼優點、缺陷；政府行為有什麼樣的必要性，又有什麼缺陷和弱點。這三者不僅性質不同，在中國也還各有特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過程中，必須在三者之間「趨利避害」。

我們從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轉向市場體制，不應忘記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應當實實在在地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其基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的觀點看，都不是從總體上弱化政府行為的過程。政府行為，並非必然也要強化計劃經濟並弱化市場經濟。

改制或轉軌，一方面要切實認識計劃經濟體制的缺陷，另一方面要充分和如實地認識市場經濟體制的合理性，對它的優缺點作科學的分析。西方經濟學界對市場機制優點的論述很多，但對它的缺陷也不是沒有論述。即使堅決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家，也沒有多少人主張根本不要政府，不要任何政府行為。西方流傳有一句話：無形之手和有形之手都要，但都有缺陷。

回到我們的實踐，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候，應當聯繫市場缺陷對政府行為的缺陷作一些分析。

政府行為包含計劃和行政手段。任何國家都在運用，中國也不例外。運用的限度在於：凡是市場機制證實有缺陷的地方，就應毫不猶豫地運用計劃和行政手段去糾正它；凡是市場機制能產生良性作用的時候，也應毫不猶豫地收縮以至於停止運用計劃和行政手段。

說到這裏，就接觸到一個敏感問題——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政府行為有沒有缺陷呢?政府行為是各級政府機關和各個部門的行為，體現在各級政府機關和各個部門的人員即幹部的所作所為上。應該認識到，政府行為也是有缺陷的。在中國的現實狀況中，缺陷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認識能力和素質水平不高所造成的。比如，為規範市場運行而制定一套規則，則是必要的，而且應當有強制性，但如果規定不當，也可能反而阻礙了市場機制的正常作用。這類缺陷應在實踐中逐步糾正。另一類缺陷是由於政府行為主體即政府機關、行政機構以及幹部本身追求自身的私利（物質的和精神的），因而不可避免地阻擋市場機制本可以發揮的良性作用；其中最為複雜的是，有這類缺陷的政府行為往往又是以糾正市場缺陷的名義出現的。這類缺陷如果發展下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就完善不了。

「漫談」到此，也該結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是艱苦的。恩格斯（1890年）曾經說過，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應能起重要的積極的反作用。黨的「十五大」已經作了決定，國家權力應能運用上層建築的一切積極因素，首先糾正政府行為的缺陷，「趨利避害」，推進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