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神」背後的中國仿製藥

廣藥集團旗下的白雲山有兩寶：一個是讓人涼下來的王老吉，另一個是讓人燥起來的金戈。

靠着廣告多和渠道廣，國產的王老吉在頂峯時候一度取代了進口的可口可樂，成為國民第一飲料；但對於壯陽藥這種關鍵時刻千萬不能掉鏈子的產品，很長一段時間，白雲山都籠罩在「國產藥不行」的陰影裏，挺不起頭。

為了改變國人的這種認知，白雲山先是用大量廣告來為自家產品宣傳推廣；其次花重金請了北醫、湘雅等醫院專家牽頭做相關研究，來證明國產的完全不輸進口；後來，白雲山乾脆幹了票大的，請了1998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弗裏德·穆拉德（Ferid Murad）來為金戈代言。

學界頂流來代言中國的壯陽藥，歷史上這還是頭一遭。

除了諾貝爾獎的頭銜，穆拉德也是美國科學院&醫學院雙料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而且是中醫的粉絲。不過白雲山願意下血本請他來代言，還是因為穆拉德另外一個讓人喜聞樂見的稱號——偉哥之父。

穆拉德發明了一種新的心血管疾病治療機理，而當藥企工作者循着這一機理研發相關藥物時，無意中發現了「西地那非」（Sildenafil）這款藥的特殊功效，也就是後來風靡全世界的「偉哥」（Viagra）。

在偉哥之父和諾獎得主的雙重光環加持下，白雲山的金戈最後終於大放異彩。雖然相比輝瑞的產品，白雲山的見效稍慢，效果也差一點，但勝在實惠，上市第一年就賣了7個億，業績很快趕超祖師爺輝瑞，屢創新高。

兩個偉哥的差別，其實是仿製藥與創新藥（也叫原研藥）的區別。

大部分藥品都可以分為原料藥、仿製藥和創新藥。創新藥投入多、風險大、利潤高，技術專利雙重卡脖子，但療效可能也是最新最好的。仿製藥則是創新藥專利過期後，在安全和療效上差不多的、價格低廉的仿製品，原料藥顧名思義，即藥品原料，但也能吃。

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一直是原料藥大國，創新藥近幾年才開始發力，仿製藥則屬於有量無質的狀態。拿中國老人常吃的降壓藥來講，仿製藥降壓慢、波動大，創新藥就能很快穩定；進口的抗生素一般可以直接打，國內的仿製藥因為雜質多，要先做皮試。

2007年全國兩會上，鍾南山曾毫不留情的批評道：「我們國家雖然有這麼多藥，有幾萬個獲批的藥物，但基本沒有藥物能跟原研藥療效相同。」

不過，仿製藥絕非一無是處。恰恰相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醫療開支大頭都在物美價廉的仿製藥上，老百姓的主要藥品花銷也是仿製藥，但這裏面有個前提，就是相比100分的創新藥，仿製藥的安全和療效也能打個80分。

FDA（美國藥監局）的仿製藥准入門檻裏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被仿製產品的適應症、劑型、規格、給藥途徑一致。

由於起步慢，底子差等原因，無論是老人常用的降血糖藥，還是救命用的抗癌藥，中國的仿製藥在很長時間裏始終停留在60分的水平，這也導致「國產」二字在在老百姓認知裏基本等於「不行」。時至今日，病友圈子裏仍流行着一種雖然不科學但接地氣的吃藥方法：

有錢的就吃進口的，沒錢就吃國產；剛開始病情急吃進口，穩定後吃國產；大病重病吃進口，小病吃國產；老人孩子身體狀況差吃進口，年輕人吃國產；實在不行，就只能求助藥神……

健康水平是一個民族的堅強後盾，中國在藥品質量上何時才能迎來突圍？這是本文嘗試尋找的答案。

01. 先天不足：遲來的醫藥工業

2013年，總部位於浙江台州的華海藥業向美國出口一批仿製藥，經過將近三年的申報程序和材料準備，最後仍沒通過FDA的批准，原因卻令人無語：

藥品説明書沒按美國人的要求疊。

按照FDA的要求，長70釐米、寬50釐米的藥品説明書要折成一塊4釐米大小的標準「豆腐塊」。但中國的製藥工業從來沒有這種要求，自然也沒有相關的產業鏈和設備，結果和國際接軌時，被説明書卡了脖子。

為了順利出口，華海最後不得不花了1000萬來進口高價摺紙機等相關設備[2]。要知道，華海主營業務之一的纈沙坦膠囊在去年帶量採購中價格降到了0.24元/粒，華海要賣600萬盒才能補上這筆資金缺口，這些藥能堆滿四個標準足球場。

這背後其實是市場話語權的問題。工業革命加上兩次世界大戰釋放的鉅額藥品需求，讓美國迅速成了製藥領域霸主，早在70年代，美國就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生物製藥工業體系，而同期中國的醫療以赤腳醫生模式為主，還在山上挖草藥。

所以，中國產的藥品連怎麼擺放，説明書怎麼疊，都得聽美國的。而話語權喪失的背後，自然是工業進程的差距。

1975年，福建省物質結構研究所發生一起嚴重的毒氣泄漏，一位研究員因中毒急需大量維生素C解毒，但偌大一個東部省份愣是拿不出這麼一批藥，最後研究所持介紹信找到醫藥總公司領導特批，才勉強拿到一批能用的。這是當時中國缺醫少藥的真實處境。

彼時還是工人當家做主的年代，這種案例一多，很容易帶來一場運動式改革。再加上物質所的研究員後來去了發改委，原本有着些許雛形的地區也開始加速發展：以抗生素為主的東北、產維生素的華北，以及做解熱鎮痛類藥物的山東，共同形成中國三大原料藥產業羣。

而從原料藥到藥品，中間還差一道製劑的工序，藥品成分基本都寫在了説明書裏，但藥物崩解、溶出、晶型等等技術指標，卻是嚴格保密的。換句話説，高考的知識點都在教科書裏，但看了教科書不代表就能上清華。

改革開放後，全球低端製造業大轉移，歐美的化工和原料兩大產業紛紛遷往第三世界國家，中國成為最大的承接方之一。於是，在上述三類原料藥上，中國也很快成為世界出口大國，也基本撐起了整個中國一半的用藥需求——畢竟這三類藥都能治感冒。

總結下來就是，集中式發展遇上全球低端產業轉移，讓中國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感冒藥生產國。而從原料藥到藥品之間最重要的製劑工藝，中國卻長期欠賬。

前文提到的國產壯陽藥，哈佛醫學院的Preston Mason教授曾經就指出，國產產品在體內的溶出速度要比原研慢三到四倍，導致一些人在關鍵時刻吃了藥卻仍然難以重振雄風，這背後都是國內製劑工藝不行的結果。

很長時間裏，中國連原料藥都只停留在三大件上，這還是歐美吃剩不要的，製劑技術更是從零起步。這些都需要物理化學、結晶化學和製藥工程等技術長時間的積累，背後是二十年的醫藥工業差距。

工業端的差距，反饋到老百姓這裏就是無藥可用。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如果查出來癌症晚期，原料藥治不了，吃仿製藥能活5年，吃創新藥能活10年。而新世紀前的中國製藥工業，用一句話來總結就是：原料藥規模龐大，仿製藥剛剛起步，創新藥基本沒有。

很多患者在一些小病上還能忍忍，一旦拖成大病後，往往只能靠藥神從印度帶仿製藥；而一些沒有渠道的，就只能發揮自我試驗、自我奉獻精神，用原料藥土法制藥。

南方周末在2016年刊登了一則報道：國內有很大一羣人，或因為無藥可用，或因為吃不起成品藥，他們開始自己動手買原料藥，按照病友們自制的《裝藥指南合集》配着吃，活生生把自己逼成了藥劑學專家。但這些「藥」畢竟不是真藥，副作用大，療效也不穩定，運氣好的疾病緩解，運氣不好也有直接吃沒了的。

事實上，中國的仿製藥乃至創新藥的升級並不是沒有窗口期，畢竟説難聽點叫無藥可用，説好聽點就是市場需求極其旺盛，老百姓的健康那可都是萬億級的大市場。但在生物製藥的產業升級之路上，中國卻不可避免的「走了一些彎路」。

02. 蹉跎自誤：變味的行業發展

21世紀初的中國醫藥領域有兩大特點：一個是藥品太多，一個是價格太亂。

改革開放後，藥廠經營許可權由國家下放至各省市，地方上也出現了「要想當縣長，先辦好藥廠」這類解放思想的口號。藥企數量從彼時的1320家猛增到世紀末的6357家，要知道，作為藥品第一大國的美國，如今也才836家。揠苗助長的背後，自然是大量的「低水平重複建設」。

因為玩家太多，藥品交易會經常會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盛會，氣氛比肩亞運直逼奧運，經常能請來劉德華和黎明這樣的頂級藝人，來給這種小眾專業圈的會議助興。

藥品的這種「多」不僅體現在供給側，也體現在使用端。醫藥是一個B2B2C的生意，藥廠生產藥品，但決定病人用藥的是醫生。和藥廠經營權下放同時發生的，還有當時衞生部提出的的「醫療市場化」，這直接打開了「以藥養醫」的潘多拉魔盒。

在固定的藥品加成比例下，醫生開藥價格是「越高越好」，數量是「多多益善」。以至於無論大病小病，去醫院開的藥都得用麻袋裝，開抗生素也是家常便飯，遇事不決先來一套。

2003年非典前後，恰好也是中國老百姓求醫問藥最痛苦的一段時期。全民醫保尚未開閘，以藥養醫層出不窮，看病難看病貴隔三岔五上新聞，各種天價醫療事件見諸報端。

2005年8月，75歲的老人翁文輝患淋巴瘤入住哈醫大二院，結果搞出了一個驚動中紀委、衞生部的大新聞：兩個月交了139萬醫療費沒救回來，收費單上甚至出現一天輸了106瓶生理鹽水和20瓶葡萄糖。最終，故事以財務貪污被判死刑、院長書記雙雙撤職收尾。

同一時期，醫改蹣跚起步，十幾年來，醫改決策層一直在藥品價格上做文章。比如，用兩票制規定渠道不得加價，用最高零售價限定利潤空間，用二次議價進一步壓低價格。但亂揮價格屠刀後果也很明顯：

一來，無差別降價並不能起到大浪淘沙的效果，以至於整個醫藥工業界都只能想方設法如何避免自己的藥品降價；二來，愈加強大的監管力量最終也容易造成「監管俘獲」現象——為了提高自家藥品的最高零售價，部分利益集團用不惜冒險去綁定監管機構。

2014年，國家發改委價格司的兩任司長、兩任副司長，外加一名副巡視員，在短短几個月內相繼落馬。這個被稱為「天下第一司」的價格主管機構，經過一輪反腐大洗禮，辦公室只剩下了兩名巡視員。落馬的五位官員均管過藥品價格相關事務，那幾年也正是藥價虛高、回扣氾濫最嚴重的時期。

2012年到2016年4年間，全球共有600多種創新藥專利到期，本應該是國產仿製藥趕英超美的黃金窗口期，但整個中國的醫藥公司比拼的是誰進院早，誰能向發改委討一個高定價，誰能夠避免進入每隔一段時間出來的降價目錄，誰和醫生的交道深。

放在半導體行業，差不多就是台積電發揚雷鋒精神，主動拿出了7nm工藝全套研發材料，但大陸工廠寧願還在14nm和28nm捲來捲去。究其原因，對於藥品這類非完全市場化的行業來説，「公關能力」有時比「研發能力」更重要。

那段時期，每年國內製藥企業穩居A股銷售費用佔比排行榜第一名，而長時間以來國內藥企創新投入比只有百分之一，研發費用加起來不及全球TOP10當中的任何一家。

縱觀藥品產業鏈上的主流玩家：仿製藥都讓渠道們去做了，只求能賣出去，不求質量；原料藥企缺少醫生資源，並不知道怎麼研究製劑；創新則因為缺少人才和頂層支持，也是無米之炊。誰來牽頭讓13億中國人吃到80分的仿製藥，整個行業沒有答案。

不過對於這個問題，曾經花了1000萬在央視打廣告賣「藍瓶的鈣」的哈藥總裁姜林奎看的最透徹：「納稅就業，就是道德！」

03. 釜底抽薪：冷淡的資本市場

2015年，在物價局和發改委工作過近30年的畢井泉調任國家藥監局（後併入市場監督總局）局長，成為了中國醫藥行業的一道分水嶺。

3年任期期間，國家藥監局開展了一系列藥審改革，基本參考了成熟醫藥大國的審批模式：用一致性評價政策嚴格控仿製藥質量，提高行業集中度；給高風險、高投入的創新藥提供一個良好的審批環境，吸引更多藥企參與進來。用流行的話講，就是製藥企業的供給側改革。

和供給側改革同時推進的，還有2018年國家醫保局主導的支付端改革。這項帶着些許「計劃性色彩」的政策，核心效果就是：用一致性評價來決定仿製藥企的玩家資格；用帶量採購來定向分配仿製藥的利潤蛋糕；同時用優先審批、自主定價以及醫保來鼓勵藥企去做高投入、高風險的創新藥。

或許有人會問，能不能直接跨過仿製藥，像搞原子彈一樣專門搞創新藥，實現彎道超車？其實並不能，這其中存在一個資源供給的問題。

人的醫療需求是無限的，如果要讓所有病人都用上最新最好的診療手段，沒有任何國家負擔得起。所以各個國家的通常做法都是政府嚴格控制仿製藥利潤，同時給創新藥一個自主定價空間，這樣大家都能吃到低價藥的同時，藥企也願意花精力投入。

換句話説，就是利用醫保強大的話語權，既能夠把仿製藥的價格打下來，滿足大多數人的醫療需求，又能留出一部分高價值的市場空間，讓創新藥企有足夠的資金支撐研發。中國醫保的全稱叫做「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這裏面的關鍵詞是「基本」。

藥監局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傳到資本市場的耳朵裏卻是另一層意思：做仿製藥，只能在醫保體系下賺10%的利潤。而做高投入、高風險的創新藥，不但能賺錢，企業市值也水漲船高。2017年以來，幾次帶量採購引起醫藥板塊大跌，讓這一觀念更加深入人心。

所以，當禮來亞洲（最好的醫藥產業基金之一）開始佈局時，國內私募也很快嗅到了創新藥的灼熱氣息，爭先恐後的吃下一個又一個回國創新的科學家，跑馬圈地。反觀一些仿製藥企，因為講不好故事，遲遲等不來錢：去年單筆超過5億元的醫藥投融資中，仿製藥項目一隻手都數的過來。

政策偏好疊加上資本市場的催化，讓中國在創新藥上半隻腳踏進了世界一梯隊，但用量是創新藥8倍的仿製藥，卻只剩下幾家原料藥企，靠着「原料藥製劑一體化」的故事，去撿創新藥們吃剩不要的資本。

資本缺位的背後，是仿製藥仍然沒有一個好的土壤發展。所以這兩年醫保局風風火火搞的帶量採購，藥品是換成國產的了，價格是降下來了，但不少醫生會在私下抱怨：換了之後，質量就是不如之前原研藥。

所以，文章開頭的那一幕也仍在繼續：有錢的吃進口，沒錢的吃國產；病情急的吃進口，緩和後吃國產……

在中國，很多領域的徹底改變，需要領導的殷切關懷，需要部委的高度重視，也需要來自外部的「倒逼」。對半導體來説，這個因素是中美貿易摩擦，對仿製藥來説，則是突如其來的疫情。

04. 柳暗花明：疫情下的機遇

説到仿製藥，永遠有一個繞不過去的國家：印度。

有着「印度鐵娘子」之稱的英迪拉·甘地，一心要追求父親尼赫魯「建立一個沒有窮困、疾病和愚昧的社會」的目標。雖然教育和經濟這兩塊沒辦法一蹴而就，但面對萬千嗷嗷待哺的病患，她很快在醫療這一塊找到了突破口：對很多藥品來説，卡脖子的不是技術，而是專利。

留下一句「生死之間不能謀利」後，英迪拉開始着手修改了印度專利法，規定全球各地的藥品，在印度不具有專利保護，本國公司可以隨意仿製，這便是後來著名的「強仿製度」。70年代後，印度在製藥工業領域開始迅速與歐美醫藥體系接壤。

雖然強仿製度下不乏歐美的威逼利誘，但仍給了本國製藥公司創造了近20年的趕英超美窗口期。這期間，大批印度藥企也不辱使命，在過渡期裏完成了原始積累，源源不斷為包括印度和歐美在內的全世界窮苦患者提供廉價的仿製藥，印度也因此得了個「世界藥房」的稱號。

時至今日，印度生產了全球近20%的仿製藥，出口到200多個國家，其中60%以上出口到美國、歐洲、俄羅斯等國家。而另一邊，中國雖然靠着規模效應和基建能力成為了全球最大藥品原料生產國，但在產業鏈角色上，中國罕見的扮演着印度仿製藥的上游，源源不斷的為印度仿製藥提供原材料。

直到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破了這個局面。

2020年3月24日，印度總理莫迪宣佈封鎖政策，這可把不少歐美國家急壞了。此前，來自中國的藥品原料已經因為疫情出現短缺，為此印度政府甚至專門包專機空運6噸原料藥給到相關業。而這一次印度自己也大門緊閉，直接攪動了整個世界的用藥格局。

其他藥品還能靠既往庫存撐一下，但對於撲熱息痛、替硝唑（均為解熱鎮痛類藥品）、抗生素（消炎藥）等等跟疫情有關的藥品，歐美國家很快陷入短缺狀態。為此，相關政府忙的焦頭爛額，歐美國家則不停發難：「確保藥品供給是製藥企業的責任。」

去年7月，在疫情肆虐和「製造業回遷美國」的呼聲下，特朗普高調宣佈投資膠捲巨頭柯達，來生產抗疫用的原料藥品羥氯喹（後來證明其實沒用），也是基於「世界藥房」和「原料藥工廠」的同時斷供的情況下，一次情急之下的鬧劇。

但不同的是，印度的工廠遲遲無法開工，中國卻很快走出疫情陰影。

早在3月份，以浙江為主的特色原料藥地區便開啓了一系列鼓勵復工復產的行動，浙江本就是國內原料藥以及製劑出口的主力軍；到了5月前後，四家原料藥企奧翔藥業、昂利康、廣生堂以及富祥藥業，前後拋出再融資及擴產方案，目的只有一個——加碼仿製藥市場。

海外疫情的進一步發酵，讓國內的製造優勢得以快速顯現，而和海外訂單一起增長的還有國內製劑企業的海外市場份額，印度在被疫情封鎖期間，也把長期積累的製藥工業技術和語言體系上的優勢逐步讓渡給了中國。

而在國內，頂層對於仿製藥行業的改革也在起作用：通過帶量採購這項富含計劃性的分配方式，讓原來由渠道推動的仿製藥企逐漸喪失優勢，而上游原料藥企因為自己就是供應方，能很好地承接這塊利潤蛋糕。

在資本市場，也呈現了一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景象，整個二級市場的化學原料藥板塊在短短半年裏，市場規模將近翻了一倍[6]。一致性評價提升集中度、海外疫情催化本土出海，再加上資本熱，在整個中國的仿製藥歷史上還是頭一遭。

對中國來説，疫情其實是一個絕佳的窗口期，政策+機遇+資本三道春風同時吹向行業，讓國產仿製藥總算有了一個合適的生長土壤，但光有土壤不行，仿製藥質量升級還需要技術和時間來灌溉。否則中國老百姓面臨的，依然是原料藥沒用，仿製藥沒有，創新藥買不起的窘境。

05. 尾聲

生物製藥與被卡脖子的晶片製造工藝，其實有諸多相似之處。

比如兩者都是高資金投入、長研發周期、高利潤的行業；比如行業的頂尖選手總能獲得最高的溢價與利潤；而兩者在中國的境遇也大同小異：晶片製造被視為中國產業升級的重點，正在先進製程上苦苦爬坡；而中國的生物製藥同樣起步晚底子差，與西方頂尖水平差距不小。

但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晶片製造的關鍵在於上限的突破，誰能掌握最先進的製造工藝，誰就能獲得最多的利潤。而生物製藥的關鍵在於下限的提高。100分的創新藥，代價往往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價格，真正決定一個國家老百姓整體健康水平的，其實是人人都負擔得起的，療效打80分的仿製藥。

這個道理，在印度如此，在歐洲如此，在中國也如此。

創新藥的背後是概念和技術的創新，而仿製藥的質量升級，背後是製劑工藝的創新。疫情只是給了國產仿製藥一個加速的機會，要讓中國擺脱「國產藥不行」的夢魘，最終的方法，還是無數次被提及的基礎製造業。

中國之前是沒有藥用，現在是大家都能用上60分的仿製藥，負擔不起100分的創新藥。100分和60分的壯陽藥，可能只是起效時間差了十分鐘，但100分和60分的高血壓藥，差距也許就是10年的壽命。

時至今日，中國老百姓最需要的80分的仿製藥，依然遲遲不見蹤影。

高價創新藥決定了健康水平上限的想象空間，但廉價的仿製藥才能決定了一個國家國民健康的基本盤。與其再拍100部《我不是藥神》，都不如從根本上重視仿製藥質量，重視基礎製造業。只有這樣，才能讓藥神真正成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