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經濟之格局嬗變：回顧與展望

一、2020年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

2020年是新冠疫情這一「黑天鵝」推動世界秩序向着大分化、大轉型方向加速演進的關鍵一年。全球新冠疫情是自二戰之後人類世界所面臨的最為嚴重的一次危機事件，它猶如一次全球性社會實驗，在原本已經陷入重重危機的世界秩序基礎上，不僅按下了經濟發展的暫停與倒退鍵，甚至還按下了社會分裂與政權轉移的加速鍵。

1、疫情與世界秩序重構

迄今為止，儘管全球著名分析師和主要研究機構出版了各類報告，但是還沒有一個能夠準確詳細地預判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歷史與世界秩序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筆者認為，新冠疫情至少將加速四個方面的重大變革：

第一，新冠疫情將加速世界經濟下行和分化的大趨勢，這是由於各國採取的貨幣超發政策與國內社會分化狀況加劇所導致的。2008年以來的世界經濟和金融危機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反而雪上加霜，而危機不過是被貨幣政策的短期應對所掩蓋。

第二，新冠疫情將加速國內社會分化所引起的主要大國國內政治與經濟政策轉向，從而引發世界政治與經濟秩序的重組。由於國內與國際政治相互激盪，全球脆弱地區的政治與經濟風險將加劇或發生連鎖效應。

第三，新冠疫情將推動數字化社會加速到來。各國在新技術和數字社會建設方面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數字社會的最重大影響乃是透明社會的悄然來臨。社會的數字化越加速，精英主義意識形態的幕布將越加透明。

第四，新冠疫情已經推動疫苗民族主義興起，其最重要方面是對現行世界秩序所奉行的人權高於主權的價值觀念的考驗。此外，從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來看，東亞國家因其內在文化價值而表現良好，儘管還沒有被更多地注意到，但這將具有劃時代意義。

2、中美關係出現重大變局

2020年最具影響力的政治經濟事件莫過於美國大選及其政權更替。這次美國大選是美國曆史參選人數最多、不確定性最大，但同時也最令人沮喪的一次政權更替。儘管特朗普輸掉了大選，但仍有7000萬人參與選舉併為這個舉止超常的總統投下選票。這一事件對美國來説，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都不能説是一種確定性政治的來臨，因為美國社會高度分化的基本現實並沒有得到改變，反而因為大選而得到強化，新冠和政治的巨大沖擊力也推動了美國國內的政治暴力與示威事件的蔓延，例如「佔領白宮」之鬧劇。據全球經濟信心指數調查，對2021美國經濟表示擔憂的諸多因素中，得分最高的就是美國的政治分裂與國內動盪（59.41%）。

對世界來説，由於拜登政府重回美國傳統建制派國際路線，儘管確定性大增，然而這種確定性已然由於美國國內的諸多複雜矛盾而籠罩着不確定的陰影。需要着重強調，美國國內亂局並沒有傷及根本，美國依然能夠自我恢復，這一點需要國內決策者有着清醒認知，也就是美國依然擁有實力扭轉國內矛盾和政治分化所帶來的實力相對衰弱問題。而中美關係則在此種大環境下迎來重大變局，具體有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未來競爭與合作並存。一方面，美國拜登政府將更加註重國內問題解決，在對華問題上將採取所謂巧競爭、軟制衡戰略。另一方面，中國對美政策正在形成更為長期的戰略部署，官方和民間的理性務實聲音仍為強音，但中國底線更加明確。因此，中美關係將進入緩和窗口和調整期。

第二，短期看，科技、金融、意識形態是重點戰略競爭工具。技術革新與數字經濟的加速發展正在將中美推向更深度的競爭領域，並正在塑造新的世界權力二元體制與「雙峯政治」或「半球化政治」，這是由於新一輪工業化人口規模所決定的。此種雙峯政治或者「半球化」政治，將在高科技、金融貨幣、意識形態競爭等重要領域以一種新的形式展開所謂「對沖」和「競爭」。

第三，長期看，美國對華戰略的對抗性並無根本性改變。政治和經濟上的脱鈎雖然是一種「話術」，但話術的惡劣影響正在潛移默化，如不加以遏制，就會導致長期消極影響。特朗普開啓了對華強硬的政治魔盒，共和黨年輕一代領導力量對中國的敵意和消極看法正在逐漸形成。中國年輕一代人對美國的認知也在發生新的變化。

3、世界經濟下行背景下的「雙循環」戰略

2020年，由於世界經濟運行本身處於相對衰弱期，加之新冠疫情與中美關係變局的影響，世界經濟正在面臨至少三大短期挑戰：第一，全球量化寬鬆政策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不應被低估，；第二，國際金融危機風險或將在脆弱國家和地區出現並引發連鎖反應；第三，受疫情和中美關係影響，中國的「雙循環」戰略已經開始發揮作用。中國的雙循環戰略並非僅僅着眼於外部世界變化，同時也是國內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的要求所致。

當前，中國決策層正在重新佈局今後至少15年乃至30年的發展戰略，這些戰略不僅包括雙邊與多邊投資貿易協定的簽署，例如RCEP、中歐自由貿易協定、中歐雙邊投資協定、中非合作、加入CPTPP等，還包括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系列戰略，例如國家科技創新戰略、中國製造2025、雙一流大學建設、職業教育發展戰略、區域發展與一體化戰略等，乃至於包括社會與再分配調整的系列戰略，例如對醫療、住房、就業、教育、收入分配等五大重點民生領域的戰略性調整。

因此，決不能簡單將雙循環戰略看成是經濟戰略，而應是一個國家進入新發展階段的綜合性戰略舉措。新時代的雙循環戰略不僅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關鍵，更決定今後三十年的發展走向。雙循環戰略的重要影響至少在於兩個方面：第一，中國將減少對世界的依賴，而增加世界對中國的依賴；第二，中國將減少對傳統增長模式的依賴，增加社會包容性與綠色可持續性。

4、全球經濟陷入二戰後最深的衰退，中國經濟再次一枝獨秀

全球經濟增速由2019年的2.9%陡降至2020年的-3.5%（IMF2021年1月預測值）。2020年的經濟增速顯著低於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經濟增速（2009年的-0.1%），且是二戰之後和平時期全球經濟最深的一次衰退。中國政府對疫情防控得力，導致中國經濟在2020年第一季度觸底，第二季度反彈。而其他發達國家經濟均在2020年第二季度觸底，第三季度反彈。上述格局導致從2020年第二季度起，在中國經濟與其他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增長差距顯著拉大。例如，中美季度GDP按年增速之差在2019年第四季度為3.5%，2020年前三季度分別為-7.4%、12.2%與7.5%。中國經濟從2020年第二季度起迎來大規模短期資本流入、人民幣兑美元匯率從2020年6月起持續快速升值，背後均與中美增長差導致的中美利差拉大有關。

5、主要發達經濟體實施大規模財政抗疫與極度寬鬆貨幣政策

為抗擊疫情與抑制衰退，主要發達經濟體均採取了大規模財政抗疫政策與極度寬鬆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方面，根據美國智庫CSIS的統計，G20國家抗疫財政支出佔本國GDP的平均值為8%，英國、法國等國家甚至超過了15%。美國政府針對新冠疫情的第一輪財政刺激規模合計3.1萬億美元，顯著超過了次貸危機爆發後的1.9萬億美元。近期，美國參議院又通過了規模1.9萬億美元的新一輪財政刺激政策。貨幣政策方面，美聯儲在新冠疫情暴發後連續兩次下調聯邦基金利率，聯邦基金利率重新回到零利率。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則由2020年年初的4.17萬億美元攀升至2021年3月初的7.61萬億美元。歐元區、日本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升程度也與美聯儲相仿。發達國家央行集體實施極度寬鬆貨幣政策，加劇了全球負利率的格局。

6、風險資產價格在2020深V震盪，避險資產總體表現良好

在2020年第二季度新冠疫情集中爆發期間，全球範圍內風險資產價格暴跌（例如美股與原油），避險資產價格暴漲（例如美國國債、黃金與美元）。例如，在2020年3月，道瓊斯工業指數最深時下跌了37%，並在連續8個交易日內發生4次熔斷。又如，同期內，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由年初的1.8%左右急劇下行至0.5%上下。然而，隨着疫情在一定程度內得到控制，以及發達國家實施極度寬鬆貨幣政策，導致全球風險資產價格在2020年下半年顯著反彈。美國三大股指均已再創歷史新高，油價由每桶20美元反彈至目前的60美元以上。避險資產價格也出現一定程度的回落，美國國債、黃金與美元均是如此。

二、2021年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可能趨勢

1、中美競爭將在科技與貿易規制等重點領域展開

展望2021年，全球政治經濟趨勢分析的重點仍是中美競爭。拜登政府仍會將中國作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只不過技術與方法與特朗普政府有較大不同，其最主要差異在於以美國國內問題解決為核心，不排斥與中國就部分重要問題進行合作。

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調整有如下原因：

第一，受利益集團影響、盟友、以及中美理性對話等因素影響。美國金融、軍工等重要利益集團對美國政治影響相比下降，但其全球利益鏈條的中國因素仍具有重要份額。因此，為修復和團結拜登政府所認為的最為重要的盟友關係，美歐將很有可能從各自利益出發先對俄羅斯展開精準地打擊。這一點已經通過慕安會等國際機制對外發出了信號。

第二，美國國會兩黨要求遏制中國崛起的聲音也在不斷增加。這是由於國際金主與美國政黨政治的密切聯繫，由於國際盟友要求美國修復與盟友關係的聲音不斷增加，因此重新修復盟友關係與對華關係質變聯繫在一起就順理成章。

第三，拜登政府尋求自身的政策主線和政策共識凝聚。例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中國通傑克·沙利文提出，特朗普政府沒有重視的四大力量即美國國內投資、美國盟友力量、國際組織力量、美國的價值觀，這是拜登政府所可能重視的政策方向。

第四，意識形態和傳統建制派國際政治路線的延續。擴充七國集團，加入韓國、印度，建立民主十國的設想，不僅意識形態競爭會更加分明，而且戰略軍事上遏制俄羅斯、伊朗、中國會更加明顯，同時提升印太安全對話機制、加強印太戰略。

總之，在對華政策方向上，筆者認為拜登政府將會反對打貿易戰，因為這損害美國商界的根本利益，但在中國台灣、香港、新疆、南海、西藏等問題上則很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預計今後中美重啓貿易談判的可能性大增，美國對華的巧競爭、軟制衡戰略重新形成。這一點已經可以從拜登執政團隊可能的最主要成員的對華態度和政治觀點中得到印證。

隨着拜登政府執政團隊及其政策展開，中美將在如下重點領域展開競爭：第一，主要的核心重點在科技創新領域，尤其是科技創新涉及國家網絡安全，乃至美國全球霸權體系的基礎，因此科技競爭將是短期重要關鍵領域。第二個重點領域是金融，美國政府將可能通過多種手段打壓中概股、壓迫人民幣升值等。第三個重點領域是「規制」之爭：這些規制涉及勞工權利、環境保護、知識產權、強制轉讓技術等，尤其是數字經濟規則。根據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貝爾福中心研究指出，國家網絡實力指數排名，中國處於第2位。網絡實力的關鍵是數字經濟實力，而數字經濟競爭的關鍵是規則制定權之爭。第四個重點領域是價值觀競爭，這種價值觀競爭將體現在冬奧會、建黨百年等重大事件的網絡輿論戰之上。第五個重要領域是安全問題，這裏的主要是台海問題，當然這裏需要提醒的是，中國海外軍事、商業利益保護能力的提升十分重要。

在短期內，由於拜登政府在上任初期，執政重心仍在於國內抗疫與恢復經濟，中美經貿摩擦很可能不會繼續加劇，而非暫時明顯緩和。然而等拜登政府完成佈局之後，中期內中美博弈依然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2021年，中美關係可能迎來寶貴的緩和窗口期和政策調整期。

2、2021年全球經濟復甦程度依然存在一定不確定性

根據IMF2021年1月的最新預測，2021年全球經濟增速將反彈至5.5%。即使出現5.5%的反彈，其實意味着2021年全球GDP規模僅僅略高於2019年的水平，我們不能因此過於樂觀。但迄今為止，越來越多的觀點開始擔心2021年全球經濟增速未必能達到5.5%。原因之一，是新冠疫情仍在快速蔓延，疫苗在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大規模推廣的節奏與效果仍存在不確定性；原因之二，是從歷史經驗來看，大規模危機衝擊對實體企業以及金融機構的負面影響，會在危機結束後的兩三年內逐漸暴露出來；原因之三，中美經貿摩擦走向依然面臨重重不確定性。全球經濟的復甦規模，可能由目前預期的V型轉變為U型或者耐克型。各國內部，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羣受危機衝擊不同，將會發生所謂的K型復甦（也即收入更高的羣體復甦更快、收入更低的羣體復甦更慢），而K型復甦對經濟增長而言並非好事。

3、 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可能爆發金融危機

從歷史經驗來看，在遭遇大規模負面衝擊後，新興市場經濟體人均收入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通常要比發達國家晚上兩年至三年。這一現象背後的主要邏輯，是發達國家通常有能力在危機衝擊下實施大規模逆周期財政貨幣政策來對沖危機影響。而新興市場國家則由於各種外部或內部約束（例如高債務或高通脹），而沒有能力實施大規模宏觀對沖政策。在新冠疫情衝擊下，新興市場國家出台逆周期政策的力度明顯弱於發達國家，時機也明顯晚於發達國家。此外，即使疫苗大規模推廣，我們也不難預期，疫苗大概率先在發達國家大規模實施，之後才可能在新興市場大規模推廣。這意味着疫苗推廣將會在短期內繼續強化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的非對稱復甦格局。對處於疫情重災區，且本國經濟金融基本面比較脆弱的拉美國家而言，不排除在2021年爆發經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4、全球金融市場波動性可能顯著增強

從目前來看，全球金融市場的最大風險，可能是美國經濟復甦超預期引發通貨膨脹率走高，進而導致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上升。而美國長債利率上升將導致以美國股市為代表的全球風險資產價格進入估值調整階段。雖然美國三大股指在2020年下半年已經重新創出歷史新高，但不能就此認為美國股市將開啓新一輪牛市。首先，目前美國股市估值處於歷史性高位，僅僅低於2000年網路泡沫破滅前後。其次，和歷史上每次美股熊市相比，2020年疫情造成的熊市持續時間太短、下跌幅度太淺，因此2020年的美股下調可能僅僅是一連串調整的開始。再次，美國股市呈現出典型的頭部化特徵。排名前五的網路藍籌佔到標普500市值的20%，且其表現顯著好於其他400多隻股票。換言之，頭部化特徵導致大多數美國上市公司基本面不盡如人意的情況下，僅憑少數股票業績就能導致指數創出新高。這一格局背後隱藏着較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在2021年，我們要高度重視美股可能出現的高波動性，在特定衝擊下不排除美股在2021年再次熔斷的可能性。

5、中國將推動更多雙邊和多邊投資合作

無論是中美關係變局，還是雙循環戰略實施，中國都必將推動更多雙邊和多邊投資合作，在合作中尋求新發展、塑造新格局。目前最為重要的且最為值得關注的三個重點領域是：第一，中國已經加入RCEP與尋求加入CPTPP，這表明中國高層已經下定決心延續當年的以外促內的改革戰略。RCEP與CPTPP之間實際上既有產業鏈的聯通之處，共性多於差別，又有大國戰略因素的影響。二者主要區別在於，CPTPP對經濟質量要求更高，而RECP則包容性更強。據全球經濟信心指數顯示，RCEP簽署對中日韓和東盟國家的投資具有較為積極的影響，其中接近90%受訪者認為對中國的積極影響最大。第二，中歐貿易投資協定已經成功簽署，且對歐洲短期利益明顯，對中國長期戰略利益明顯，但中國仍需持慎重態度對待歐洲政治體系與法律體系，且截至撰稿時為止歐洲議會能否通過此協定仍面臨不確定性因素。第三，中俄加強全面戰略合作，中俄能源、軍事等領域的合作將會有新的機遇。

6、「十四五」規劃開局加速自主科技創新與數字社會轉型

中國新發展戰略的關鍵在於今後5年，而2021年既是建黨百年，也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可謂是重中之重。「十四五」規劃內外雙循環戰略實施的基本落腳點是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落腳點是國家科技創新戰略，國家科技創新戰略的基本落腳點是國家戰略性科技力量，其中智能製造是最為關鍵的戰略性科技力量之一，而智能製造的關鍵在於《中國製造2025》所規劃的十大產業的核心技術突破。十大產業核心技術突破的關鍵除了傳統企業轉型升級、數字化改造之外，還有整個社會的數字化、政府的數字化轉型。

顯然，2021年將是自主型科技創新的加速之年，也是數字社會轉型的加速之年，而同時中國數字技術及其相關產業的競爭影響將會影響國際格局和國內發展新格局。由於中國已經成為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領導者，加之新冠疫情加速了數字消費和商務的普及，與中國社會代際變化、消費升級、關鍵競爭性主導產業相關的領域的機遇將增多，相關空間、區域等附帶增值空間也將增加。尤其需要強調的是，在社會影響方面，一個透明的、敏捷的、可追溯的、全球領先的數字社會已經在中國誕生，而其潛在負面影響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