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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棉花|業界:全球紡織產業歷經多次轉移 中國仍居核心地位

    新疆棉花|業界:全球紡織產業歷經多次轉移 中國仍居核心地位

    近幾日,瑞典服裝巨頭H&M抵制新疆棉花事件再次讓「新疆棉花」成為焦點。紡織產業尤其是中國紡織產業發展歷程也再次被梳理。

    招商引資俱樂部近日發文指出,全球紡織業經歷了歷次轉移,但中國居於核心地位。

    從文章給出的信息看出,全球紡織業的轉移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近代紡織工業化生產起源於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美國在20世紀初接力英國成為新的紡織製造中心,二戰後全球紡織製造中心轉向日本,1970年代後又逐步轉移到韓國、台灣和香港地區;隨後,中國在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目標後開放程度提高,2001年加入WTO後對外貿易迅猛發展,順利成為全球紡織製造中心。近年來,東南亞國家由於勞動力成本等方面的優勢開始逐步承接其他國家部分低端製造產能,紡織品製造和出口貿易快速增長,紡織製造中心有向東南亞國家轉移的趨勢。

    階段1:第一次工業革命將英國推上全球紡織業中心位置

    隨着第一次工業革命序幕逐漸拉開,機器化工廠逐漸取代家庭小作坊模式的紡織生產,英國成為了最早進行紡織品工業化生產的國家。

    根據《中國紡織經濟》有關數據,1710-1740年英國的紡織業產量複合增長率為1.4%,1770-1810年複合增長率增至8.5%;到19世紀,英國棉紡錠數的出口值佔全球總出口值的70%。工業化生產使得英國棉紡織業高速發展,棉紡織品的生產量快速增長,從而向全球出口棉紡產品,自此英國成為全球紡織業中心,此時的紡織原料以棉花為主。

    階段2:20世紀初紡織製造中心轉移到美國

    棉紡織產業的工業化生產使得原料棉花的需求量迅速提升,美國利用豐富的土地以及勞動力資源大力發展棉花種植和毛衣,逐步成為紡織原料輸出中心。1793年美國軋棉機的發明使得籽棉加工處理效率極大提高,解決了美國棉花生產的主要制約因素,棉花種植業迅速發展,產量和出口量均大幅提高。

    美國除紡織原料——棉花產業全球地位迅速攀升外,工業技術的逐漸推廣使得美國的棉紡織業也快速發展,棉紡錠數從1832年的120萬錠上升到1895年的1610萬錠。根據《中國紡織經濟》,1913年,美國佔世界棉紡織總量的比重首次超過美國,正式取代英國成為全球紡織製造中,此時的紡織原料以棉花為主。

    階段3:二戰後,日本成為新的全球紡織產業中心

    二戰結束後,全球紡織中心向日本轉移。第一,隨着經濟水平的提高和勞動保護制度的健全,美國勞動力成本大幅提高;第二,二戰後新興產業的興起,美國開始將紡織等傳統工業向外轉移;第三,當時日本和德國都積累了一定的工業基礎,但德國的勞動力增長更快,故美國選擇扶持日本的紡織工業。有關數據表明,1957年日本紡織品出口額全球排名第一,日本正式成為新的全球紡織產業中心,此時,紡織品已經不僅僅是棉了,合成纖維技術已經大量應用。

    階段4:1970年後,亞洲新興國家和地區接力日本成為全球紡織產業中心

    日本紡織業向海外轉移的原因主要概括為兩點:第一,受政治因素和歐美保護主義影響,戰後日本紡織業等工業的高速發展及出口導向性的經濟特徵使得每日關係矛盾凸顯,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簽訂了多項協議減少紡織品的出口;第二,在佈雷頓森林貨幣體系下,日元持續升值,使得日本的紡織品在國內生產再出口的國際競爭力下降,但卻有利於日本企業進行海外投資。

    在產品成本優勢下降的情況下,日本開始將紡織業向海外轉移,日本紡織業在全球地位逐漸衰退。考慮到距離優勢,對外開放程度高、消費市場廣闊、勞動力成本低的韓國、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成為了紡織業轉移的最佳目的地,自此,亞洲新興國家和地區逐漸接力日本成為全球紡織產業中心。

    階段5: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逐步成為全球紡織製造中心

    這一階段紡織製造中心的轉移主要是因為:其一,整體貿易環境的額外,如1986年,美國對韓國、中國台灣和相關地區出口到美國的紡織品進行限制,年遞增率分別限制低於1.7%、0.8%和0.5%;其二,我國對外開放程度提高,大陸地區的勞動力成本遠低於韓國、中國香港和台灣地區,大批外資企業開始在沿海地區投資;其三,2001年,中國加入WTO,貿易自由化進程加快,2005年WTO全面放開紡織品出口配額限制,出口壁壘減小。以紡織品——棉紗線出口金額為例,加入WTO前後,紡織品出口市場迅速打開,中國正式進入紡織業全球市場,充分利用勞動力優勢和市場優勢逐步成為全球紡織製造中心。

    階段6:2012年後,東南亞國家勞動力優勢凸顯,中國紡織產業向外遷移

    中國紡織產業發展目前已經比較成熟,經濟水平的提高、適齡勞動人口比重下降使得近年來招工困難,勞動力成本不斷上漲,並且工業用土地成本攀升、環保政策趨嚴,紡織企業在國內實現規模再擴張面臨諸多限制因素。

    第一,中國制造業職工平均工資持續增長,企業利潤空間逐漸收窄;近年來,隨著中國工資水平、人力社保、福利等方面的提升,導致人力成本持續上升,制造業低成本優勢逐步消失。2017年,中國制造業職工年平均工資已經增長至了6.45萬元。

    第二,中國整體工資水平遠超東南亞國家;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2018/2019全球工資報告》,中國的平均工資水平遠高於泰國、越南和柬埔寨;2017年,中國的平均工資約是越南的四倍。也就是說,人力成本低曾是國內紡織企業的制勝法寶,但如今卻逐漸成為行業發展的桎梏,促使紡織業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越南、柬埔寨、非洲國家等地轉移。

    第三,越南紡織業貿易優勢大。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國際貿易環境較為優越,出口歐美等發達國家存在關稅優惠,如2015年12月,越南與歐盟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協定於2018年生效,根據協定內容,越南與歐盟兩個經濟體之間99%的貨物關稅在協定生效後將被取消,越南對歐出口迎來“零關稅”時代。棉花進口配額也不受限制,加之政府大力鼓勵紡織業發展,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吸引紡織業外企投資,成為中國紡織企業規模擴張和對外投資的熱門選擇。

    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自9月24日起,美國對來自中國的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這份清單中的征稅產品共5745項,其中涉及紡織業共計917項,涉及全部種類的紡織紗線、織物、產業用制成品以及部分家用紡織品等,涉及產品年出口額超過40億美元;後又宣布,美方原先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的關稅,2019年1月1日後仍維持在10%,而不是此前宣布的25%。

    綜合以上分析,中國紡織業勞動力優勢的消失、東南亞國家勞動力優勢凸顯,且紡織業貿易優勢大,2012年前後中國紡織行業部分低附加值業務開始加速向以東南亞為主的國家轉移。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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