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合力走向「碳中和」｜碳中和

2021年3月23日世界氣象日主題為「海洋，我們的氣候和天氣」。海洋覆蓋了地球70%的面積，是天氣和氣候的主要驅動力，海洋温度的每個微小波動，都可能導致全球氣候的劇烈變化。

人類碳排放帶給地球的額外熱量中，超過90%儲存在海洋中，只有約2.3%會使大氣變暖。按照目前趨勢，未來的幾個世紀裏海洋新吸收的大部分熱量將不可避免地流向大氣，過多的熱量將導致海平面上升。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發表的研究發現，除非各國政府進行大力干預以減少碳排放，否則從《巴黎協定》正式生效的2016年到2030年間累積的碳排放量將導致海平面到2300年上升約20釐米。

面對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實現「碳中和」已經刻不容緩。但僅僅依靠一個國家是行不通的，因為全球氣候變化是所有國家綜合碳排放導致的後果，國際合作非常重要。

2021年初，美國德克薩斯州遭暴雪襲擊致大面積停電。其背後是全球氣候變化愈演愈烈的極端天氣。當新冠肺炎疫情這隻「黑天鵝」依然在全球上空盤旋，氣候變化這隻「綠天鵝」也日漸成為不可忽視的全球風險，它不僅事關經濟，更事關全人類福祉。2020年9月,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明確表示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爭取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隨着美國新一屆領導人上任，美國政府重返《巴黎協定》。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合力在增強。

面對新的歷史目標，中國需要站在新的國際視角尋求發展與合作，國際社會也呼喚新的規則和邏輯。關於這一話題，《復旦金融評論》主編、哥倫比亞大學終身講席教授魏尚進從經濟學家的角度與亞洲開發銀行能源部門總監翟永平和天津大學馬寅初經濟學院創院院長、卓越教授張中祥——兩位深耕能源、環境和氣候變化領域的專家——展開深度對話。

從消費端承諾碳中和不易

魏尚進：提到碳中和，我們通常關注「碳生產」（生產活動中產生的碳排放）而忽略了「碳消費」（消費活動中產生的碳排放）。以馬爾代夫為例，其境內所有生產和消費活動可以基本實現「碳中和」。但問題的關鍵是，馬爾代夫國內工業較少，食品、原料等大部分產品依靠進口，這些進口產品的碳排放密度非常高。換言之，馬爾代夫人生活方式中的碳含量其實相當高，但多半的碳排放活動發生在別的國家。這種現象在大多數國家都存在，尤其是一些發達國家生活方式中的碳排放將對全球氣候帶來更大的影響。例如，歐盟作為一個經濟體已經基本實現貿易平衡，但歐盟很多國家進口產品的碳強度遠高於出口產品的碳強度，這意味着這些國家居民高碳生活方式中的一部分碳排放「外包」到了其他國家。而像美國這種維持着高碳生活方式且貿易逆差較大的國家，其生產端和消費端的碳排放差距會更大。所以，未來在考慮所有「碳中和」承諾時，是否應該更加關注消費端的「碳中和」？尤其對於發達國家，是否需要從承諾生產端的「碳中和」轉變為承諾消費端的「碳中和」？

張中祥：關於基於消費的碳核算，我曾做過相關研究。2012年，我發表了文章「Who Should Bear the Cost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Goods for Exports?」，從國際貿易結構和產業分工等角度探討了全球化時代中國日益增長的碳排放量應該由誰來買單的現實問題。雖然基於消費的碳核算框架可幫助理解中國不斷增長的碳排放量的成因、減排的困難與影響和尋找解決辦法，但我們分析認為，基於消費的碳核算體系隱含的中國的部分碳排放量讓進口國消費者分擔是不可能的，也不會被接受 。尤其是當前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較大，本來就對產業「外包」頗有微詞。如果要求美國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國際貿易中隱含的二氧化碳排放買單，美國可能會反駁這些「外包」產業本來就應該屬於美國，從而引發更廣泛的爭議。

另外，歐美等發達國家一直主張通過徵收碳關稅(carbon tariffs)以減少氣候變化的影響。以美國為例，如果一個國家沒有采取與美國相當的温室氣體減排措施，其產品就相對（美國產品）增加了價格優勢，美國政府作為消費者整體的代表，會對進口該國的高能耗產品徵收碳關稅，通過施加額外成本降低對這類高能耗產品的需求。中國之前堅決反對碳關稅，但既想讓對方買單，又反對碳關稅，這兩個觀點就只能持其一，如果兩個觀點都堅持的話，就互相矛盾了。

此外，近幾十年來全球產業分工導致要素供應地、碳排放實際產生地以及產品最終消費地之間的分離。不同碳核算方案之間的轉變不僅與貿易相關排放的規模有關，還與國際貿易中包含或促成的排放相關的跨界頻率有關。我與合作者曾對1995—2009年生產鏈上的碳排放責任分配情況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在2009年多達25%的隱含碳排放（embodied emissions）和20%的啓用碳排放（enabled emissions）不止一次跨越國界。生產網絡的日益分散，使得從基於生產的核算向基於消費的核算轉變更加複雜，同時也削弱了基於消費的核算的有效性 。因此，從消費端承諾碳中和既有實踐上的困難，也有邏輯上講不通的地方。

魏尚進：委託一箇中立的國際機構，從消費端定期核算碳排放的做法是否可行？

張中祥：我個人更傾向實施可操作性強的碳定價機制，通過價格信號引導生產者減少碳排放或者為碳排放埋單。一旦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場建立起來，既能解決碳減排問題，同時金融機構可開發碳金融衍生品，最終回到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幫助企業降低成本。

魏尚進：除此之外，中國還可以考慮轉變對碳關稅的立場。在中國提出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之前，很多人認為碳關稅會增加中國的出口成本，影響中國的發展權，因此對碳關稅頗為抵制。但是當前的現實情況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假如沒有碳關稅，中國受2060年碳中和目標的制約，需要不斷減少碳排放。在全球消費的碳排放不減少，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含碳產品的價格自然會上升，結果就是更加激勵印度、越南等其他環境標準較低的出口國生產該類產品。因此，中國碳中和的目標即使達到了，對全球氣候管控的貢獻也會打折扣；同時，中國為實現碳中和目標實施的一系列政策將降低中國企業相對於印度、越南等國家的競爭力。

這種背景下，中國如果也參與實施碳關稅，一方面對全球氣候管控的貢獻更大，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這種所謂的不公平競爭，因為碳關稅會提高印度、越南等國此類產品的相對價格。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建議中國轉變對碳關稅的立場。其實不管是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還是從全球的利益出發，中國不僅僅應該考慮接受，還應該主動提出實施碳關稅。中國可以和歐盟聯合，共同商訂一個相對科學合理的碳關稅徵收標準，共同推動全球碳中和目標的實現。

亟待全新開發性金融

魏尚進：實現碳中和僅僅依靠一個國家是行不通的，因為全球氣候變化是各個國家綜合碳排放導致的後果，所以有效的國際合作非常重要。那麼在這一領域國際發展銀行可以有哪些作為？在實踐過程中又面臨哪些挑戰？

翟永平：目前全球已有110多個國家承諾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顯示了全球改善氣候變化的雄心。與此同時，全球有約450多家國際、國家級別的開發銀行，包括10家重要的多邊開發銀行在全力支持碳中和目標的實現。多年的實踐讓我們看到要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需要做的就是推動新技術，如光伏、新能源汽車等在各國的廣泛應用。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先決條件是要有足夠的資金。

當前，開發銀行的發展模式幾經變遷，從以推動經濟發展為綱，到注重更加包容性的增長，及至現在更加強調可持續發展，更加重視氣候變化，這在全世界都是一個比較普遍的、有代表性的轉變。從金融邏輯上講，開發銀行在前兩個階段分別秉持商業邏輯和發展邏輯。在前者邏輯之下，有資質或富有的客戶更容易獲得開發銀行貸款支持，這與商業銀行類似；在後者的邏輯之下，客戶越貧窮，越可能獲得低利率的貸款，「扶貧」是項目評估的核心要素。但是，當前這兩種金融邏輯都無法很好地運用到氣候變化問題上，也就是說現有開發銀行無法滿足碳中和的金融需求。

首先，所有開發銀行都是以發展經濟學為指導，業務範圍侷限於發展中國家扶貧的基本需求，主要投資供水、供電、道路、衛生、教育、健康設施等，所有這些基本都是一個「碳增」的過程，而控制氣候變化是需要「碳減」的。其次，現有開發銀行體量太小，每年氣候融資不足1 000億美元，與50 000億美元的需求相比可謂杯水車薪。而且一個氣候變化項目通常就需要30到50年的時間，開發銀行的貸款工具、利率、期限不太符合控制氣候變化項目的需求。再次，開發銀行善於做「加法」，傾向於支持成熟技術的應用，比如現在光伏技術成熟了，我們可以大幅推廣，而對於一些新的尚不成熟的技術，我們一般會等技術成熟後再去支持；但是，開發銀行不擅長做「減法」，能源效率項目融資一直是開發銀行的老大難問題，我們不知道如何為千家萬戶的節能去融資、如何為中小企業的節能融資。最後，氣候升温超過2度後如何支持人類適應氣候變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開發銀行對此沒有評估體系，中短期也沒有回報，無論是商業邏輯還是發展邏輯都難以為適應氣候變化的項目融資。目前，開發銀行也缺乏真正懂得氣候變化和相關金融知識的人才。這些都是開發銀行無法滿足碳中和金融需求的原因。

所以，實現碳中和需要有全新的開發性的金融邏輯，要以新的氣候變化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以《巴黎協定》為目標支持包括髮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在內的全社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開發銀行需要提供足量的數萬億級的超長低息、無息的資金，甚至可能需要提供負利率債券；需要學會做「減法」，如幫助高排放電廠退役，推進「碳減」過程；支持「不成熟」的低碳技術研發應用，在未來十年乃至二十年之內擴大其應用範圍。另外，講到適應氣候變化，開發銀行還需要建立適應氣候變化的項目效益評估體系、融資模式；提供減緩、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培訓、技術轉移（如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對接各國碳交易市場、碳稅體系，引導低碳投資；以及為遭受氣候變化災難（如海平面上升、海島淹沒）的地區提供移民、安置資金。那麼，誰來整合這些資金？我認為全新的金融邏輯需要全新的金融機構，我們可以稱之為「世界碳（中和）銀行」。

從碳金融到碳財政

魏尚進：成立「世界碳（中和）銀行」可能有用，但我認為不一定要通過成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來做這件事情。現有的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可以做很多事情，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理念的轉變，即把重心從碳金融轉移到碳財政，重點做好技術援助。

氣候變化的影響是一個典型的市場失靈的例子，企業增加的碳排放會對社會造成很多負面影響，但企業不直接承擔這部分成本，所以就有直接成本和社會成本存在巨大差距的現象。碳金融主要通過提供補貼扶持氣候友好型項目，但可能存在資金不足的問題。碳財政則主要通過稅收等方式，消除直接成本和社會成本兩者之間的差距，這不需要很多資金，但需要思考如何更高效地實施，這也是開發銀行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其中一個重要手段是推動碳排放權的交易，開發銀行可以幫助成員國從無到有地建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打通國內市場，並與國際市場連接，我認為這些方面可以做更多嘗試。

翟永平：是的，開發銀行在這一領域還是大有可為的，尤其是在技術援助方面，例如在碳定價領域對發展中國家進行能力培訓,幫助它們進一步提升低碳經濟發展的能力。同時我也認為新機構不是一個關鍵點，關鍵點是要在新的金融理念上適應碳中和這一需求。

新技術賦能碳中和

魏尚進：隨着碳中和目標的提出，能源革命已經箭在弦上。過去一百多年來，人類在每一個時點總是低估接下來十年乃至二十年的技術發展。例如，智能手機剛出現的時候，人類很難想到它會如此劇烈地改變我們當下的生活。當我們談到煤電項目，是不是也會有類似的情況？我了解到，目前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的很多成員國政府普遍不支持涉煤項目，但是我們是否需要區別傳統的煤電項目和通過技術轉變為清潔能源的煤電項目？

例如，亞洲開發銀行有一個貸款項目——華能天津IGCC電站示範工程項目，是一個非常好的樣板工程。作為一項清潔高效煤電技術，IGCC可以把煤炭的污染降到非常低，但沒有污染和沒有碳排放是兩回事，這項技術並不能直接實現碳淨零排放，只是原理上可以實現二氧化碳捕集與封存(CCS)，但目前大規模使用已有技術的成本過高。有沒有可能在財政和金融政策的支持下，通過一二十年的時間把這一成本大大降低，使得今後我們既可以充分利用煤電資源，又不至於造成大規模的碳排放？

翟永平：實際上，國際社會對於CCS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而這個期望主要被寄託在了中國身上，因為中國具備強大的研發能力、完善的產業鏈、龐大的市場以及雄厚的資金，如果CCS技術不能在中國把成本降下來，就不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降下來。正是中國把光伏的成本降低了90%，現在國際社會期盼中國在CCS技術領域能夠起到同樣的引領作用。考慮到CCS技術日益成熟，2060年中國實現碳中和的時候，我們可以期待依然有相當比例的化石能源發電站存在。

張中祥：客觀上講，中國煤電廠的效率在國際上處於領先水平，當前中國煤電行業的發電能耗和碳排放量已經不低了。但全國大約10億千瓦在運煤電機組平均運行年齡只有大約12年，平均運行年齡在10年以內的省份都在西北，離現代煤電廠正常退役還有20~30年時間。讓這些機組提前退役會造成很大經濟損失，特別是經濟不發達的西部地區，機組運行年齡更短，如果一刀切要求退役，損失會更大。從這個角度講，CCS技術作為保底技術（也就是零碳技術成本的上限，因為在沒有別的可行技術的情況下，總是可以通過CCS來實現零碳排放），可允許這些煤電廠不至於全部提前退役。具體如何，不僅取決於CCS技術的成本以及應用的範圍和力度，更與中國未來碳排放控制的嚴格程度密切相關。因為中國承諾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未來對碳排放的控制會更加嚴格。歐美從碳達峰到碳中和一般需要40~50年時間，而中國2030年前達峰、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只有30年時間，而且中國的絕對排放量是沒有任何國家可比的。因此，達峰後中國年減排率將遠超發達國家減排的速度和力度。在這種情況下，CCS技術帶來的碳減排的效果不一定能夠達到預期碳減排的需求量，加上CCS技術成本太高，碳封存會帶來其他環境生態問題，也有建議指出，不如把資源和精力放在其他深度脱碳和無碳技術的突破上。

不過，正如人們往往低估了技術變革的影響，人們通常也會低估經濟結構轉型的影響。我與合作者在研究中發現，歷史上能源和排放預測的重大失誤往往是由於未能預測到重大的經濟結構轉變 。隨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國經濟或將逐漸從能源密集型結構轉向以服務為基礎的結構。綜合技術變革和經濟結構轉型兩方面因素和前所未有的節能環保政策的實施，人們對於中國碳排放的前景有可能過慮了，一旦突破某一個閾值，中國的碳排放量可能會出現大幅下降。另外，温室氣體遠不止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也不是温室效應最強的温室氣體，而且非二氧化碳的減排放成本非常高。因此，電力部門要率先達峰、率先實現零排放並在2060年前實現一定規模的負排放，才能支撐整個能源系統實現碳中和。

魏尚進：關於技術和氣候變化的關係，除了碳捕獲和存儲技術的發展，另外一個比較受關注的領域應該是新能源，其中有兩方面技術有待突破。一個是新能源的存儲問題，目前新能源的電池消耗很快，仍然需要依賴部分傳統供電，不過預計十年之內新能源的存儲問題可以得到解決。另一個問題是電池太大限制了新能源的應用場景，目前全球很多高校、研究機構、企業都在研究如何減小新能源電池體量，一旦該問題得到突破，未來將極大地擴大新能源的應用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