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經濟學為何失敗？

本次演講中，張五常教授分析了當前經濟學理論的弊病和失誤，他認為，經濟學理論需要摒棄一些華而不實的複雜模型迴歸實證，唯有簡單的理論方能解釋複雜的世界。

關於自私的爭論：從斯密到博弈論

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了《國富論》，是非常重要的作品。他的一個重要論調，就是人類的自私帶來社會的財富。這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論調。怎麼來看這個論調對經濟學的發展是有很大的影響的。斯密講到的人類自私，不是說人類天生自私，而是說人類不可以不自私；他並不是假設人類自私，不是說人類天生自私，而是說他們不可以不自私。這一點很清楚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是斯密的理論重點。他說，你要靠兄弟姊妹來養你是不可以的，你不能靠別人的同情心來存在。他說人類的自私是適者生存的效果，這個適者生存的效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科學發展的論點。後來那位人類偉大的生物學家達爾文，就是憑着這個提出了自然淘汰思想。

自然淘汰被認為是人類幾千年來歷史上最重要的思維，一直流傳到今天，他的思想就是起源於斯密的理論。斯密說，人類自私是因為他們不可以不自私。假如他不自私，就會遭到淘汰。這是斯密理論的一個偉大重點，影響了達爾文，跟着達爾文就是整個科學的發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關於人類的自私，到了斯密之後的李嘉圖，他沒有說過人是不可以不自私的，他也不是說人是天生自私的。李嘉圖把這個自私變成假設，是一個假設，假設人是自私的。從李嘉圖開始，經濟學的發展就變成公理性的，英文叫做axiomatic（公理的；不證自明的）。你把它叫做假設也可以，武斷的假設也可以，意思就是說，你不要跟我爭論，就是這樣子的。

人類爭取極大化，自私是一個假設，你不要跟我辯論，這是一回事。但是我回到斯密這個問題，到底人的自私怎麼來的？斯密說，為了要適者生存，所以要自私。這是一個很大問題，非常大的問題。也就是可以說，這是斯密的一個很大的漏洞，他這一點也影響了達爾文。達爾文曾經被人家批評到底是不是有適者生存？到了達爾文的時候，也就是我自己在六十年代初期在美國唸書的時候，適者生存這個是很重要的。而是不是適者生存呢？我們看上去當然是適者生存。根據斯密說適者生存，斯密影響達爾文。

到了1976年，剛好是斯密1776年發表《國富論》兩百年後，有個人叫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他說，人類不是為了適者生存而自私的，他說人類自私是因為基因裏面有自私。他寫了一本書，1976年發表，也是一本偉大的論著，那本書叫《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個人講人類的自私，有不同的態度。斯密的自私是不能不自私，你不自私就會遭到淘汰，所以斯密的自私是適者生存的結果。到了李嘉圖，就是到我們這個年代，我們說就不要管他是不是自私，我們就武斷假設他是自私，這是maximization postulate。到了道金斯，他說人類自私不是假設，也不是適者生存，根本是人的基因裏面，所有生物的基因裏面就有這個自私的基因。1976年這本書，是非常重要的論著，這本書不淺的。

再回過頭來看，我非常佩服斯密。我認為，歷史上最好是斯密，我非常佩服他。當我批評斯密的時候，你們不要以為我不喜歡斯密，我把斯密捧到天上去。但是斯密這個問題呢？他這個適者生存的自私問題，這個自私不會毀滅人類的。你想想看這個邏輯，人類自私是為了適者生存，又怎麼會為了自私自己毀滅自己呢？他是為了生存才自私，他不會為了自私而毀滅自己。但是道金斯不一樣，他說人天生就有自私的基因，他要毀滅自己絕對不困難，這簡直就是很大的問題了。在斯密的時候，自私不會毀滅人類，你看整本書，那時候人類的演進是往好的方面走。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世界不是斯密的世界，你看整個二十世紀，多少次人類要毀滅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人又霸佔，加上文化大革命，又有人民公社，很多次人類很可能自己毀滅自己的。現在的問題是，人類可能毀滅自己！這點在斯密的理論裏面是不可能的，他說適者生存，人類怎麼會自己毀滅自己呢？而道金斯認為人是有自私基因的，自私是可以毀滅自己的。

自私自利會無疑給人類帶來好處，這點我同意，這是絕對的，貿易會帶來好處。但是，自私自利會可以帶來互相殘殺，會帶來欺騙，就是人類的自私是可以毀滅自己的，這就是問題所在。要怎麼去講這個問題呢？斯密說人類自私不可以毀滅自己，你回看達爾文的時候，沒有證據說是很多動物都絕迹了，我們現在回過去看，很多動物都絕迹了。為什麼會絕迹呢？你看道金斯的看法，假如自私是從基因裏面引起的，它絕對有機會毀滅自己的。假如說是適者生存，自私是不會毀滅自己的。適者生存又引起達爾文的自然淘汰，也是適者生存。

在達爾文的時代，沒有看到這麼多年以來，很多動物都是自己滅絕自己的，現在回過去看的話，很多生物都是滅絕的。到了道金斯，這個問題就是說人可以自己毀滅自己，是基因裏面有自私。而李嘉圖說自私是一個武斷的假設，就是你不要跟我爭論，你不要問我為什麼，人類就是自私的。他說這種自私也可以自己毀滅自己的。所以呢，到我出道沒多久，就產生了這個問題，就是人類會毀滅自己的問題。

經濟學的發展，就引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人類要毀滅自己？從七十年代開始，經濟學發展地相當快，到現在的八十年代開始，人類可以毀滅自己。這種經濟學分析呢，就叫做博弈理論，博弈理論由此而來。博弈論在五十年代曾經紅極一時，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就銷聲匿迹了。我也學過一兩個學期，然後就沒有人理了。但是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博弈理論又回頭了。

為什麼博弈理論受到重視呢？就是斯密那個問題，是說自私會給社會帶來好處這個問題，這一點經濟學家不能接受，經濟學家不能同意，自私會帶來社會好處，但是也會帶來毀滅人類的壞處。然而從自然淘汰那方面來看，很難說這個自然淘汰的自私，很難說自然淘汰的結果，這個自私會毀滅人類的，這是說不通的。假如你說道金斯說的自私是基因裏面的，會毀滅人類。這個假設，李嘉圖這個假設人類自私也可以毀滅人類。就是經濟學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人類自取滅亡的傾向，是不能否認有這個傾向的。

我的老師赫舒拉發（Jack Hirshleifer），他就研究這個東西，是他教我，我很感激他，但他教了我之後自己也跑到博弈論那方面去了。（此處有笑聲）因為他怎麼解釋人類會自取滅亡呢？人類會自取滅亡的傾向是相當明顯的，用斯密的架構怎麼解釋呢？所以他走向博弈論的那方面。我是接受這個自私的假設，我是接受斯密的，你說自然淘汰，我可以接受，但是我用什麼處理方法來解釋人類滅亡呢？我引進了交易費用。

怎麼引進交易費用呢？怎麼把交易費用放進去呢？這是很大的問題，我把它放進去了。我不是交易費用的創始人，科斯在1937年有提過，1960年又再提，還很多人都提過的，什麼訊息費用之類的。但是怎麼處理呢？我認為科斯處理的不夠好。怎麼把交易費用放進去？怎麼解釋擁有訊息費用人就變得自私？有交易費用，害得人類可以自取滅亡。假如是斯密所說的那種自私，又引進了交易費用，在邏輯上是推不出人類會自取滅亡的，是推不到的。現在我這裏呢？你自私，假設人是自私的，可以滅亡。

為什麼會滅亡？那我把交易費用引進來就可以解釋的到。但是怎麼放進去呢？怎麼把交易費用放進去呢？大家都只是說說而已，只是會說而已。那個德姆塞斯（Harold Demsetz）他也只是會說而已，他能夠解釋什麼呢？經濟學者太關心什麼東西對社會好，什麼東西對社會不好。我怎麼知道什麼叫好什麼叫不好。社會經濟學者，假如人餓死了，我只需要知道他為什麼餓死，但他餓死好還是不好，就不關我的事。你們要很清楚，經濟學到底能夠做到什麼。

比如說，從事福利經濟學的那些全部是廢物，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都是去解釋，為什麼人會快樂，或者會不快樂？這是很傻的事情，白痴才做這種事情，但有人從事這樣的研究，經濟學教授中有人做這樣的事情。這是很傻的事情，我怎麼曉得你快不快樂？這一類的經濟學家，天下蠢材無數。

經濟理論需要回歸實證

我再回到這個問題上，自私會給社會帶來利益這一點是肯定的，自私也會帶有害處，會毀滅自己，該怎麼處理？這兩方面一起出現，我的答案，據我所知，唯一的方法就是引進交易費用，這是我知道的唯一方法，除非你採用的是另一條線，重新改過那公理搞來搞去。我不去走博弈理論這條路，因為我認為它無從驗證。這個博弈論其實是捲土重來。六十年代沒人理它，它再回頭，就是我1968年提出的。

我1968年就提出過那個抬石頭的例子，我對阿爾欽提出這個例子：兩個人抬着石頭下山，各自抬石頭，每人每次可以抬50斤，但是兩個人一起抬可以抬到120斤，那就多出20斤。那當然是聯手抬好了，我抬一邊你抬一邊。我把需要的力氣推到你那邊，你又把需要的力氣推到我這邊，結果是多少斤？我們知道，結果是不會少於100斤的，假如少於100斤就乾脆分開抬了。

但是也達不到120斤，因為我推你，你也推我。那怎麼決定呢？假如兩個人合作抬的話，就是110斤，你怎麼決定這個數字？因為我提到這一點，而且在1969年我發表的那篇文章提到卸責偷懶的問題，結果他們就1972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就是用卸責偷懶來推出這個公司理論，非常非常的紅極一時。我不同意那篇文章，但他是我的老師，我說了他不聽。（此處有笑聲）他問我好不好，跟着又提到勒索、恐嚇，跟着就是威廉姆森，整本書就是講一些抽像的術語，跟着發展就是博弈理論，博弈理論就好像在說故事一樣。

但問題是，現在這個問題是經濟學應該是一個實證的科學。李嘉圖之後，跟着有馬歇爾，有羅賓遜夫人，有這些偉大的思想家，說得很清楚，經濟學應該是一個實證的科學，是可以驗證的。現在的問題就是，也就是我提出這個抬石頭問題，這個卸責的問題。我把我需要的這個量推到你那邊，我就卸責了，我偷懶了，這就產生恐嚇的問題，跟着就是博弈理論，博弈理論捲土重來就是從這些問題開始的。

在驗證方面，你說甲的出現會導致乙的出現，假如沒有乙的話呢，就不會有甲。假如沒有乙卻有甲，那就是錯的。關鍵就是，甲跟乙都是能看得到的。下雨看得到雨，伸手出去也是濕的；天上有云，看上去就是有云，下雨，天上有云。假如沒有云的話就不會有雨，沒有云而有雨的話呢？有云才會下雨的假設就是錯的。所以驗證出能看到雲就能看到雨。那假如說卸責偷懶，你怎麼知道我卸責偷懶呢？我說恐嚇，你怎麼知道我在恐嚇呢？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我跟許多經濟學家爭論，他們看到的都是無從觀察的，要驗證的話，就是要正式的一個規格，公理性的，經濟學就是axiomatic。

經濟學有很多種方法來解釋，但是公理性的解釋，變成把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居然和自然科學走在一起了。自然科學是公理性的，數學是公理性的，數學不能解釋他沒有驗證的。你說它是公理性，他可以驗證，生物學是公理性也是需要驗證的。那麼經濟學經過李嘉圖之後，在某方面是公理性的。經濟歷史不是公理性的，經濟學是需要能夠驗證的。

假如甲發生，乙也跟着發生。沒有乙，就沒有甲。假如沒有乙有甲那就是錯的，甲和乙都要能夠看到的，看不到怎麼驗證？你說欺騙，我怎麼曉得你是在欺騙。我看到一個漂亮女人，我驚心大眼地看着她，你到底怎麼知道我有什麼意圖？你不能說我看她，就說我張五常有意圖。

所以我對經濟學的發展非常失望，充滿了機會主義啊，恐嚇啊，勒索啊，博弈啊，我怎麼曉得什麼意圖？經濟學那些充滿了無從觀察的術語全都是廢物，只有一個無從觀察的術語，我不能不接受，只有一個，就是需求量，我不能不接受。價格下降，需求量增加，這是需求定律。價格下降看得見，需求量是沒有這件事情的，需求量是意圖的量，真實世界裏沒有需求量這件事，但是不能沒有這一點，因為不能沒有需求定律，所以這點我不能不接受，所以我只好接受需求量。

僅僅是需求量一樣東西，我已經搞了好多年了。我想不出什麼處理的方法，因為沒有這樣東西存在，需求定律這個東西存在，世界上沒有需求量這個東西，需求量是意圖的需求，我怎麼曉得是不是你的需求，但是我不能夠沒有這一點，我不可能沒有需求定律，沒有需求定律就沒有經濟，這個需求量我一定要處理，我能夠處理的到，就是我跟其他經濟學家的分別。我可以解釋的到，你們解釋不到。僅僅因為一個需求量，真實上沒有這樣東西，只有一樣東西，就已經很亂，還加上幾十樣東西讓我怎麼搞。

勒索啊，恐嚇啊，偷懶啊，這麼多我怎麼處理？你說博弈，更離譜，就是因為當年我提出那個卸責的問題，在1969的文章裏面提到卸責這個問題，偷懶的問題，跟着就被我的老師阿爾欽和德姆塞斯在1972年寫了一篇文章，以這個卸責偷懶為主題，再加上恐嚇勒索，跟着就是威廉姆斯的機會主義，再跟着就是博弈理論捲土重來。你問我，你可以發表博弈論的文章，你甚至可以因此拿到諾貝爾獎，你可以升級為大教授，但是這對於解釋世事來說是廢物，一點用處也沒有。

我講一個真實的故事給你們聽，我自己的老師，我很佩服我這個老師阿爾欽，他跟朋友三個人寫了這篇文章，其中就提到勒索這個問題，他們舉一個很重要的例子。他說，假如你去運輸石油的時候，這個輸油管在地下，只是從這個油田接到你的煉油廠那邊，假如你去租這個輸油管的話呢，是很頭痛的。因為萬一人家一下子不租給你不是完蛋了嗎？所以這個輸油管煉油廠是要自己建的，因為你租人家的話，人家勒索你怎麼辦？人家一下子不租你不是就要停工了。他說那些輸油管一定是煉油廠自己建的，但是運油的油船就不是了，他說油船就可以租了。他說你這條船不行我就用另一條船，不一定是要靠你這一條船。所以他們在文章中結論，主要的證據，運油船是租用的，但是輸油管是自己建的，這是勒索問題的效果，一下子沒有人可以勒索到你，你不租船我可以租別人的船，但是輸油管一下不租給你就沒有辦法了。

我當年是加州石油公司的主要顧問，我替他們處理運油的問題，我寫了兩份報吿很厚的。我看到他們的這篇文章錯的一塌糊塗，石油公司租用油管是常有的事情，但是石油公司自己買自己的油船，和他們說的正相反。那我怎麼辦呢？我那些研究的資料是簽了合約，是不可以給任何人知道的，但擺明了老師和其他兩個人一起合寫的那篇文章中的最重要的例子，錯的一團糟。

那我該怎麼做？我跟石油公司商量，問：「我可不可以把這一點，也就是租船還是自己買船，還有租油管，這些實例吿訴我的老師？」他們考慮了半天，說：「好吧，你講吧。」我就對我的老師說，你的文章錯了。我說勒索是錯的，我說油管輸油管很多時候都是租用的，反而大的石油公司大家都自己買自己的運油船的。那他們怎麼辦？他們就把他們文章裏那個例子給劃掉，其他不改，照樣刊登。那有什麼意思呢？那是一篇很出名的文章，就沒有了這個例子，但沒有了那個例子並不代表你是對的。

所以這個問題，關於那些無從觀測的例子太多了。你要驗證，比如說一定要有云，要下雨的話一定有要看到雲，你要看到雨看到雲。原則上一定是要可以看得見的，你看不到的東西越少越好，唯一不得不接受的，對經濟學來說，是需求量，沒有這樣東西的，真實世界裏沒有的，但是我們不能說沒有這個需求量，因為沒有需求量就沒有需求定律了。

所以說，價格下降需求量增加，經濟學理論就這麼多了，所有的經濟學理論，所有的，就是這一句話：價格下降，需求量增加。就這麼多，沒有其他，其他的都是騙你的。假如你連需求量都不能接受，那就沒有經濟理論了。所以我一生都在處理需求量。

用複雜的理論解釋複雜的世界沒有前途

談談自己的經驗。經濟學在我之前，馬歇爾是好的，費雪是好的，羅賓遜夫人是好的，希克斯比較一般，薩繆爾森也是一般。但是50年代的時候，那些經濟發展的學說，一律胡說八道。到了1961年我畢業之後去了研究院，1962進了研究院，經濟學的發展有幾年是比較好的時候，因為那個時候芝加哥大學，Stigler，Aaron Director，還有Milton Friedman，後來有Ronald Coase。我在加州大學的時候，有Alchian在，有Brunner在，有Baldwin在，有Hirshleifer在。那個時候，六十年代初期，那個是經濟學的黃金時代，也就是越戰之前，這是好的。那個時候我們開始講驗證，那個時候的文章開始說驗證。

可是到了越戰之後就麻煩了，六十年代後期七十年代初，我看着美國經濟學的制度，因為他們要反傳統，他們那個時候勉強地拉學生去當兵，根本打越南是很無聊的，因為越南人也沒得罪你，你叫那些年輕人去死，去打越南的日子是很難過的，很多毒蚊子，你非要把他們逼去打仗，他們就爭論起來了，學校裏出了很多炸彈事件。

我去華盛頓大學的時候，1969年，上課的時候圍起來不准我去上課，幾百個學生，有的同事還帶着槍去保護我。就是這個時候開始要數文章。年輕的教授們說：「老教授為什麼比我厲害？你又不懂數學，我學過數學，你連數學都不懂，你憑什麼比我高薪水？為什麼你有終生僱傭合約，而我沒有？」於是就開始吵起來，吵得一塌糊塗，所以就逼着開始有這個數文章的準則。

我是很特別的，1969年一出道，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就是終生僱傭，跟着三個月之後，我沒有要求的，是他們投票通過，升我為大教授。跟着呢，院長那個時候是諾斯，跟我說：「要數文章不關你的事，你是例外，你有沒有文章出都是那麼多薪水，你做什麼我們不管。」所以我那時候的文章能一直流傳到今天，都變成經典。

你們要明白我為什麼要選走這條路，我1967年寫完《佃農理論》。《佃農理論》一寫完，那時候比較有份量的經濟學者，現在再回想起來才知道，他們那時候認為我是價格理論的第一把手，你們現在看我的《佃農理論》就知道，我證明佃農理論的那個分析，有經濟學在裏面，有很好的價格理論在裏面，而且我從事驗證，那是我在學生時代的事情。跟着，我又找到了合約的選擇。所以我1969年出道的時候，一開始就拿到終身僱傭合約，幾個月之後就升為大教授。那個時候是毫無疑問的，同事之間一提到張五常，毫無疑問地認為是價格理論最好的。你可以想象1969年暑假我回到香港，我去跑工廠跑市場，看到那時候的現象，我一點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你們可以想象我那時有多震撼。

一個物理學的本科生，你問他為什麼茶杯會掉地上，為什麼會那樣子，都會解釋給你聽。而我是那時眾所公認的價格理論的、幾乎等於就是第一把手，我在芝加哥大學教過高級理論，而且我的《佃農理論》震撼西方，我回到香港看到那些現象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你叫我怎麼選擇？我可以選擇放棄經濟學，我不一定要靠經濟學找飯吃的，所以我就認為經濟學一定要改革。

所以我到了華大之後，知道經濟學全都是廢物，生產函數啊，這些東西都是沒有用的，看到街邊討價還價這些現象，為什麼要討價還價？經濟學在什麼地方提到過討價還價，而滿街都是在講價格，你怎麼解釋？沒有人吿訴我。你說麻不麻煩呢？在激烈競爭的市場裏面居然有人討價還價，這在經濟學中是沒有可能的。在工廠看到那些件工合約。所以，那個時候的問題，是我考慮要不要放棄經濟學，不放棄就要做一點事情。

我去了華盛頓大學，我對那些同事說，你們這些都是沒有用的。那時候諾斯在，巴塞爾也在，他們都知道經濟學有問題，他們一直認為要全盤革新，重新來過，唯一的人選就是我。經濟學要革新，這個人就是你，你不做就沒人做了，以前的戴維德就是這麼說的，大家都指着我做，現在講起來是40多年前的事。我的《經濟解釋》，去年開始算是做好了，有四斤那麼重，我現在還要把它整理一次，再加長一點。

回看起來，經濟學為什麼搞得這麼亂？為什麼這麼麻煩？我解釋給你們聽，那些無從觀察的術語太多了，這是第一點。太多了。這些是無從驗證的。我不是很想批評諾貝爾獎，因為我自己拿不到。說起來真是難以相信的。物理啊，化學啊，生物學啊，如果他們想要拿到諾貝爾獎，他們的理論是要經過驗證的，一定要有驗證，為什麼經濟學不需要呢？假如經濟學要驗證過，那以前所有拿到過的諾貝爾獎都不值得拿。為什麼經濟學不需要驗證？你們說經濟學是不是一個實證的科學？這是公理性的，跟物理一樣，axiomatic，未必一定要驗證，但是物理學、生物學都是axiomatic，自然科學都是需要驗證的。那博弈理論怎麼驗證呢？看不到怎麼驗證。

你們說我看到長髮的女人，怎麼知道我是想入非非呢？無從驗證。所以這個問題，博弈論拿了很多諾貝爾獎，怎麼可能呢？你們接不接受經濟學是不是實證科學？但是假如你們接受經濟學是實證科學的話，而這個實證科學是公理性的，你就要講究驗證。你沒有驗證，你的理論我就不能接受，所有的科學理論都是這樣的。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拿到諾貝爾獎的是要講究驗證的。為什麼他們有不同的看法呢？瑞典的朋友不知道，他們不知道經濟學是一門實證科學，到今天都不知道，那我沒話講了，他們不知道我沒得講。

第二個問題呢？假如說到用實證科學來講，那是一定要有實驗室，化學有實驗室，生物學有實驗室，物理學有實驗室。那假如經濟學也要變成實證科學的話，也需要個實驗室。實驗室來幹嘛呢？就是真實世界。我絕對反對那些經濟學家在教室裏做什麼實驗，你相信那些實驗嗎？你怎麼可能在教室裏讓學生給你一粒糖看你吃不吃啊？你們不要笑，真的有人為此拿了諾貝爾獎，有人這樣從事驗證，真有其事，Vernon Smith為此拿到了諾貝爾獎。但是我認為這是不應該的，真實世界才是經濟學唯一實驗室，你們要出去走走看看。

我整天都在街邊走來走去，人家以為我發了神經，他們說這個大教授發了神經滿街走。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叫《五常談藝術、文化與收藏》，你們有多少人看過這篇文章？最近在網上，你們到網上去找，你就可以知道我的東西不是那麼簡單，因為我一天到晚在街上跑來跑去，你要搞收藏就要在街邊走，你要去研究訊息費用哪些高哪些低。我1975年就開始在馬路上跑，已經有41年了，這不是開玩笑的，這麼走是划得來的。我不是隻能寫得出經濟分析的文章，我在收藏方面也學了很多東西，最主要是收藏方面，我是替基金收藏，賺到了錢，但是學到的知識都是有用的。

我不是說你要照我這樣子整天在馬路上跑，但是你要知道，比如我批評新《勞動合同法》，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因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開工廠的，怎麼可以推出這種法律來呢？這些人自己完全沒有做過工廠。開工廠是很難的，所以誰搞出這些勞動法就該罰他去開廠。那些支持《勞動合同法》的人，假如他們破產的話，就可以殺掉。不可以完全不知道情況就推出這樣的法律，經濟學家不肯去跑真實世界，政府數據怎麼信得過？

第三點呢？經濟學上很多理論都看不見的。薩繆爾森的那些，從物理那裏搬過來，譬如說物理上的均衡，是個真事。你把乒乓球往地上拋，球在地上會滾來滾去，然後會停下來，這是均衡。月亮怎麼繞着地球轉，有個什麼軌道，這些都是均衡。但是經濟學的均衡不是事實，完全不是事實。我在芝加哥大學，1967年我去的時候，有位明星學生去發表他自己博士論文的偉大發現，大名家在坐，我那時是學生，就口出大言，我說外面市場為什麼會波動？他那時說外面的市場怎麼波動，怎麼可以找到均衡點。

那些芝加哥大學的名教授看到這位明星學生，覺得終於出了一個好學生。我拍案而起，我說你們都是傻子，你吿訴我均衡是真事嗎？你往窗外看，你吿訴我外面什麼時候的經濟是均衡的？這些都不是真事。芝加哥大學發神經，這種垃圾論文你們還給他一個博士，這是開玩笑嗎？這是不愉快的事。

最後一個日本人，一個教數學的日本教授，Hirofumi Uzawa，不知道他還在不在世，很出名的，他當時在場，他說：「Steven，你對，我們錯。因為你呢，你是經濟學，我們現在搞的不是經濟學。你不要發脾氣，這是另一種學問，與經濟學無關，是從事數學的。」他就打個圓場。

對這個問題呢，把物理上的東西搬過來，又把經濟學當物理學來處理，都是用數學搞來搞去，概念都是物理學搬過來的，這是很大的問題。跟着呢，就是說把經濟學搞得太複雜了，世界是非常複雜的，你到外面去看看就知道了，你用複雜的理論來解釋複雜的世界是沒有機會的。你要相信我，世界複雜，你又跟着複雜，複雜對複雜怎麼搞？你要解釋複雜的世事，你要用的越簡單越好。現在經濟學亂教一通，理論這麼複雜，我寫的那本《經濟解釋》理論是非常簡單的，但是我從簡單走入非常的深入。同學們說看不懂，要重複再重複，說來說去，有的人說重複的太多，有的人說批評的不夠，但來來去去的就是很簡單的理論。

你們想象一下，世界這麼複雜，你用複雜的理論來解釋複雜的世事，當然很難成功。所以有的時候呢，我對同事們說，我真的搞不清楚。因為那些經濟理論為什麼搞成這個樣子，我就不知道說什麼。假如我現在蠢一點的話，我就會覺得他們是天才，我不懂。可是當年呢，我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天才嘛，這是你們說的，但是我現在不知道你們說的是什麼，到底我的天才到哪兒去了？沒有理由那麼多天才。

我看到那些文章真不知道說什麼，全部是數學方程式。我不管你的理論怎麼樣，我不管你怎麼複雜，你只要吿訴我，你只要說兩句，說兩句到底你的理論是什麼？你說不出來，就像我的《佃農理論》，你問我佃農理論是什麼，我兩句話就可以解釋給你聽，什麼事情我都兩句話解釋給你聽。你們這篇文章的理論是什麼呢？都說不出來，都是抽象的東西。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世界複雜，用複雜的理論解釋複雜的世界，這成功的機會是零。那我的簡單理論是什麼呢？就是一條需求曲線，就這麼多，沒有其他的。什麼生產函數啊，彈性係數啊，統統不要理它們，就是一條需求曲線。對着鏡子看，邊際用值就變成邊際成本。反過來呢？需求曲線就變成了供給曲線，加多幾個弄下去，我就用件工處理，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複雜點就是，社會是多人競爭。那多人競爭就麻煩，因為那準則的選擇呢，用價錢是一個準則，你可以用別的準則，你就要解釋為什麼哪種準則會被選擇。在我1974年的文章裏面，價格理論就談了這個問題。但是假如你有了準則以後呢，你引進的競爭要複雜很多，但是就要簡單。但其中呢，你的處理呢，就要把交易費用或者制度費用加進去，但怎麼擺進去呢？那個問題來來去去就是要簡單，放進去的時候呢，出來的東西呢，要很漂亮。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很簡單，從調查到文章寄出去我只花了兩個星期時間。我的那篇文章講的是什麼呢？講的是優良座位的票價為什麼偏低，就是這個題目。也就是你去買票，有些貴票，有些比較便宜的票，幾個層面的票，為什麼貴的票一定是先賣呢？差點的位置呢，一定是遲一點才賣？留空呢？當時香港的戲院分很多種的，有樓上樓下，有些貴位置，有些便宜位置，始終都是價格貴的位置一定先賣光。

據說去聽音樂會也是這樣子，好的位置一定是先賣。為什麼先賣呢？我的解釋就是，我的答案很簡單，貴的不是先賣的話，便宜位子的人就會跑到貴的位子去坐，但如果貴的位子賣完了，就不會出現這種跳座現象，假如我是戲院老闆的話，我就把貴的位子價格弄得便宜點，雖然是高價位，但還是比低價位要便宜，這樣能防止跳座的行為。你說是不是非常之簡單？那時我在香港電影院的位置，分樓上樓下，樓下又分三個層次，現在沒有這種分別了，那時候有的，分不同價錢，樓上的貴价位子先賣，樓下最貴的先賣。我就說，因為樓下的人不會跑樓上去，樓上的人也不會跑下來，所以樓上樓下是不同的。所以你們看，非常簡單。解釋簡單，理論簡單，清清楚楚，驗證也簡單，因為樓上樓下不會彼此換位子。

1977年發表的簡單的文章，到今天還存在，說不定一百年後還在，好的經濟學文章就是這樣子。我1973年發表的文章《蜜蜂的神話》，我花了三個月時間，說蜜蜂，現在這篇文章還存在着，這篇一百年後也一定還存在，非常的簡單。其他的我的《佃農理論》，1968年發表的，現在差不多五十年了，還在。就是因為簡單，非常之簡單，知得比較深，雖然沒有像票價和蜜蜂的文章那麼淺，但是都還在。

寫文章為的是傳世，不是過審

做學問你們追求的是什麼呢？你們為的是什麼呢？我很同情現在做教授的那些老師們，這樣不行那樣又不行，寫中文又說不算，什麼學報有規定，大的學報有獎金，小的學報沒有獎金，這麼多約束怎麼寫得出好文章來。當年我是很幸運的，沒有人叫我寫。我去了華大，才不過三個月，就升我做正教授。諾斯親自對我說：「人家都要發表文章，你不需要，不管怎麼樣薪水最高就是你的了，你就自生自滅吧！」院長也這麼說，你想你自己的東西就行。後來我出去石油公司做顧問，賺了很多錢，我說我不好意思再拿你們華大的薪水了。不需要不需要，你照樣賺你的錢。推來推去，最後還給他們一半我的薪水。

我在石油公司做顧問時寫的篇文章是非常好的一篇文章，但是不準發表，看過的人都說非常精彩，但不準發表。石油公司跟我說得很清楚，他們說：「我們是被吿，有罪，我只是要你吿訴我，我們是不是有罪，到底有沒有犯罪，我們是不是有陰謀，我們要知道，你一定要說真話。」資料什麼都可以拿得到，可惜不準發表。

回想起香港的情況，對經濟學來說，這麼多年來一篇好文章我都沒看過。不是說你們不行，我怎麼知道你們行不行，只是你們沒有這個機會。你們為什麼沒有這個機會呢？政府花了很多錢的，又要受到文章怎麼寫、投哪些學報的規定的限制。如果當年我跟你們是一樣的際遇的話，我也是寫不出來的，那我也一事無成。你們可能是天才，誰知道你是天才，在這種環境下完全沒有可能的，什麼都要算分數很難的。

有人批評我，所有發表的文章是不需要經過評審的，所以應該是不算數，那你要怎麼說都好。你要知道，我在香港被評審了無數次，誰評審我的文章。我的文章一推出來，人家聽到我寫了文章，都還沒有寫就有幾個學報都來訂，因為他們知道我這個人是不會吹牛的，是忠於學術的，他們知道我寫文章就是為了過癮。

有時候他們說，文章太長了，能不能剪短？我寫了一篇文章，是講中國的婚姻，解釋怎麼樣娶妾室，怎麼樣綁小腳，怎麼樣殺嬰兒，種種中國婚姻的問題，寫到最後的時候一大段都是大罵功用分析，罵得悽慘。那篇文章寄去倫敦，他們說太長了，不夠位置，可不可以減少幾頁紙，我就把破口大罵的那段撕掉，說不要那一段了。文章登出來，Buchanan就大罵：「最好的一段你為什麼要撕掉？」所以你們要記住，做學問是為了興趣，追求的是真理，希望的是傳世。

你們聽到我不會說自己是什麼博士，什麼教授，這些頭銜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比如說《佃農理論》是我寫的，夠了沒有？夠了吧，你寫給我看看。我不是隻有《佃農理論》，我有十幾篇文章都是這個水平，現在《經濟解釋》是我寫的，所以你們應該是走我的路線，但是現在不讓你走，上面逼你要數文章。就像我當年從事攝影沙龍一樣，以前在歐洲的攝影沙龍也是這樣子。你們知道梵高嗎？他沒有辦法把一個作品交到沙龍。

莫奈那些作品也是，一直都沒有辦法進去。因為評選沙龍的那些人士，原先認為他們那些作品都是廢物。當年進不去的那些人呢，現在的作品動不動一張就要賣幾十億美金。現在國家逼你們寫那些所謂的沙龍作品，你們心裏想的是評審員到底喜不喜歡我的文章。這篇文章我寫的，我喜歡就可以了，關你評審員什麼事？這都是悲劇。

英國有皇家沙龍，法國有皇家沙龍，當年的沙龍名家一個都沒有成就。像英國的一個大師Turner，開飯都不夠錢，他一生畫了七千張畫，粗製濫造，真正的大名家，現在一張Turner的作品拿出來兩億美金都算是便宜了，他沒有可能參加沙龍。你們現在就是被逼跑沙龍，大學的規定沒得救的。比如說美國的學報，很多人批評張五常沒有一篇文章在《美國經濟學報》（AER）出現。我的那篇《蜜蜂的神話》是他們寫信來求我的，我說我不是給你的，我是寫給科斯的，有什麼關係，和你有什麼關係？你的文章只要有分量，寫完之後，在地上挖個洞，埋到三尺之下都會被人再挖掘出來。你的文章沒有分量，在哪裏發表都是垃圾！

到時間了，謝謝各位，說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