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東亞地區的生育率更低？

唐末之後的數千年中，儒家文化一直是東亞文明的重要特徵。儒家由孔子首創，形成於春秋時期。最初的先秦儒學為曲阜地方文化，此後傳往中原地區發展為中原文化，並在漢代成為顯學。此後儒家吸納了包括道家、佛教等其他思潮的部分思想，並逐漸傳往東亞和東南亞其他國家。但在鴉片戰爭之後，中華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衝擊，儒家思想的中心地位開始動搖，從顯學逐漸被邊緣化。雖然儒家秩序在此時逐漸解體，但儒家數千年來對中華民族和儒家文化圈其他地區在民族習慣、性格等方面的影響仍不可忽視。

儒家文化素來以重視生育著稱。由於儒家對家和孝的重視，生育是儒家規範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將生育與道德聯繫起來，生育不僅是個人私事，更是整個社會可以干預的大事。孟子有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將生育視為人生的頭等大事。儒家文化中重視家和孝的觀念可能會促進生育率的提高。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儒家文化圈中的中國大陸、中國台灣、中國香港、韓國和日本等地區和國家的生育率普遍偏低，並在近20年持續降低，幾乎到達全球最低。圖1描繪了世界各國分地區生育率（圖1A）和東亞各國生育率變化趨勢（圖1B）。不難發現，東亞各國不僅生育率絕對值處於分地區最低水平，同時下降顯著。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為什麼以重視生育聞名的儒家文化圈，反而陷入低生育率的陷阱呢？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隨着經濟社會的變遷，儒家文化中包含的一些其他元素對生育逐漸產生了負面作用且日益顯著。具體有以下幾點。

第一，儒家社會規範中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導地位可能會降低生育率。具體來說，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導地位會使女性在家庭內部事務上始終分配較多時間。當女性的整體受教育程度和經濟社會地位較低時，家庭內部事務的效率分配與存在儒家男性家庭主導地位情況下的均衡分配相近，偏向女性的育兒負擔分配對生育率沒有較大影響。隨着女性整體受教育程度和經濟社會地位提高，女性在儒家規範下將投入遠比效率均衡多的時間處理家庭內部事務。社會—家庭地位的不匹配會降低高教育水平未婚女性的結婚率進而間接降低生育率，也會通過推高育兒成本從而直接降低生育率。此時儒家文化對生育率的總體影響可能會從正向變為負向（Myonget al., 2020）。偏向女性的育兒負擔分配顯著降低了整體生育率，特別是對於社會經濟地位較高但仍需大量投入育兒事務的女性。

第二，女性工作—家庭衝突對生育率的影響。例如，來自日本和韓國對已婚女性的深度調查發現，過長的工作時間和不完備的產假制度會導致女性只選擇生育一胎或直接辭職（Brinton& Oh，2019）。利用來自韓國的面板數據發現，家庭內部勞動中男性參與率的提高可以顯著增加家庭生育率（Kim，2017）。

第三，東亞地區人力資本回報的增加也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因素之一。利用清朝安徽桐城地區的家譜數據的研究發現，人力資本回報會顯著影響家庭的生育選擇（數量—質量權衡）。在人力資本回報較高的清朝前期，生育率和後代受教育程度有顯著的負相關關係；而當人力資本回報在清朝後期下降，生育率和後代受教育程度不再相關（Shiue，2017）。

第四，教育成本的增加也會降低出生率。利用日本國家轉移賬户（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s）數據發現，養育後代成本特別是教育成本與總和生育率之間的彈性較大。其中，養育後代成本與總和生育率的彈性約為-1.2，即養育成本增加1%，總和生育率下降1.2%；而教育成本與總和生育率的彈性則達到了-1.7，即教育成本增加1%，總和生育率下降1.7%（Ogawaet al.，2009）。

第五，經濟快速發展與持續性保守性別觀念之間的衝突。例如，研究發現經濟的迅速發展伴隨着具有傳統觀念男性的穩定比例會使女性結婚率下降。利用來自日本的調查數據驗證了上述模型結論發現，母親教育程度提高並仍在婚育後工作會增加兒子未來擁有工作配偶的概率（Hwang，2016）。

第六，高房價對生育率有不利影響。雖然部分針對美國的研究發現房價會通過增加家庭財富提高生育率。但是，針對東亞國家的研究結論非常統一地證實了房價對生育率有顯著的抑制作用（Liu et al., 2020；Liu et al., 2021；Yi & Zhang, 2010；葛玉好和張雪梅，2009）。圖2描繪了代表性國家房價（圖2A）及其近十年的變化趨勢（圖2B）不難發現，東亞地區國家房價絕對值和上漲率都位於全球前列。

綜上所述，儒家數千年來對中華民族和儒家文化圈其他地區的民族方方面面的影響不可忽視。其內涵對於生育的影響具有兩面性——當社會總體發展水平較低時，儒家文化中重視家庭的觀念可能會促進生育率的提高；但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儒家文化中的其他元素可能會降低生育率，且其負面作用日益顯著。由此，相關政策的配套，例如鼓勵平等的就業環境、減少女性的育兒負擔、減少家庭教育成本、推進教育公平等，可能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