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口報告：超老齡化少子化、低慾望社會與「失去的三十年」

人口是經濟社會活力的源泉，我們此前推出《中國人口報告》、《中國人口形勢報告》、《中國婚姻報告2021》、《中國生育報告》、《中國人口大遷移報告2021》、《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等系列深度報告，社會影響廣泛。較早呼籲「是該放開三孩了」，全網6億閲讀，推動成為社會共識和公共政策。做有情懷、有温度、有責任的研究。

本篇報告聚焦先行的日本人口形勢與政策，探討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的影響、應對、經驗與教訓。

日本是世界上少子化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被安倍稱為「國難」，日本的應對措施談不上成功，比如錯過鼓勵生育的時機、老年人口過多社會活力下降、社會階層固化、「M型社會」、「草系」年輕人步入「低慾望社會」、社會醫療養老負擔持續加重、移民政策不如美國開放等。日本老齡化嚴重，疊加90年代初股市房市大泡沫破裂，債務通縮循環，經濟陷入「失去的三十年」。同時，日本相對完善的社保三支柱體系、製造業工匠精神、相對較低的收入差距和基尼係數、受教育水平高等值得學習。

2020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達到13.5%，總和生育率1.3、已經與日本持平，而且2021年可能會低於日本，老齡化少子化的速度和規模也是前所未有，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階層固化、低慾望化、城市群化等同步到來。同為東亞國家，韓國正在步日本後塵，總和生育率降至1。中國會步日本後塵嗎？日本少子化老齡化社會的今天，會不會是中國的明天？作為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灰犀牛之一，帶來哪些機遇和挑戰？

日本給中國的五大啟示是：加快儘早構建生育支持體系，大力鼓勵生育；加強養老保險二三支柱建設，推動養老金基金入市；建立強制性護理服務體系，針對護理服務進行分級，擴大保險資金來源；推動養老觀念從家庭養老向社會養老轉變，加快專業人才培養體系建設，鼓勵社會資本進軍養老產業；發展機器人、人工智能等產業，加大養老健康科技投入力度；加大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資本，從人口數量紅利轉向人力資本紅利。

1 日本人口轉型：政策前瞻性不足，人口快速轉至「三低」難恢復

1）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階段：十九世紀中期之前，日本以封建小農經濟為主，生產力不發達，醫療條件有限。十九世紀中期之前的日本權威人口數據缺失嚴重，從有限數據看，彌生時代至平安時代（公元前300年-1150年），人口從59.5萬增至683.7萬，年均複合增速為2.9‰。江户時代前期（1600-1721年），幕府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強勢統治保障了社會穩定，生產工具改造、經濟作物的種植促進了商品經濟繁榮，日本進入「人口爆炸」時代，根據速水融和鬼頭宏測算，人口由1227.3萬增至3128.9萬，年均複合增速為7.8‰。江户中後期（1721-1867年）因自然災害、疫病，日本人口在3100萬左右波動。

2）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階段：明治維新、第二次工業革命、侵略戰爭時期人口政策促使日本人口保持高速增長，1872-1945年總人口由3481萬人增至7214.7萬，年均複合增速達10.0‰。1868-1925年日本明治維新「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的國策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到來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工業化水平提高、衛生與醫療條件改善，疊加「多生貴子」傳統觀念，日本人口進入高出生、中死亡、高增長階段，1872-1925年人口增長率由4.7‰增至14.7‰，總人口由3481萬增至5974萬。此後20年日本策劃並發動對華侵略戰爭，期間力推「結婚報國、為國生育、早婚多育」的人口政策，將結婚年齡提前三年、要求每對夫婦以生育5個為目標、預防結核病以降低死亡率，人口呈現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特徵，1926-1945年人口平均增長率保持在13.4‰的高水平，總人口增長1.2倍至7214.7萬人。

3）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階段：二戰後日本長期控制人口，政策缺乏前瞻性，錯失應對人口問題最佳時機，1947-2020年人口出生率由34.3‰降到10‰以下，自然增長率由正轉負。1947-1949年由於士兵歸國扎堆結婚生育，日本迎來「團塊世代」嬰兒潮，出生率出現34.3‰的小高峰。1949年起政府開始出台節制生育、控制人口的政策，政策導致日本人口快速轉型至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出生率在短短5年內由30‰降至20‰，遠低於其他發達國家15-40年的時間。1955-1974年由於「團塊世代」嬰兒潮在20-30年後出現回聲嬰兒潮，出生率小幅增長，總和生育率小幅下降，到1974年總和生育率已降至世代更替水平。然而日本政府缺乏前瞻性，忽視了生育率進一步下降的內在趨勢和強大慣性，1974年仍提出「把靜止人口作為日本發展目標」，直到1989年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57時才放鬆人口政策、推出支持生育措施，錯失了應對問題的最佳時機，疊加90年代泡沫破裂，人口出生率、增長率下降問題已積重難返，1974-2020年出生率由18.6‰降至6.7‰，自然增長率2005年由正轉負，但由於移民遷入，總人口2008年達到頂點後減少。

2 日本當前人口主要特徵：少子老齡化成「國難」

2.1 總量：總人口連續12年下降，增長率低於發達國家平均

2020年日本總人口連續12年減少，較最高點下降1.5%，未來總人口將加速減少，按出生率高位數預測，到2065年總人口將減少1/4。從總人口看，日本總人口2008年達到最高點1.28億後開始下降，2020年已降至1.26億，降幅1.5%。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假設死亡率在中位數水平，按出生率低位數、中位數、高位數三種情況預測，預計2065年日本人口分別為8212.8/8807.7/9490.4萬人，即使是最樂觀情況，人口仍將減至2020年的3/4。從全球看，2020年日本總人口居世界11位，是1950年以來首次跌出前十；與英法美加韓相比，日本是人口負增長的國家，且人口增長率自80年代顯著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

2.2 結構：「超少子化」、「超老齡化」，人口金字塔由擴張型轉為收縮型

生育成本提高、預期收入下降導致日本適育人口「不願生」、「不敢生」，進而不婚化、晚婚化、婚後不育晚育加劇，從而使總和生育率長期低於1.5，陷入「超少子化」困境。一方面，隨着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上升，生養育時間減少；同時70年代經濟高速發展提高了工資水平，女性為生育而放棄勞動報酬的機會成本隨之增加，導致「不願生」。另一方面，90年代起經濟長期低迷導致年輕人預期收入下降，而政策補貼杯水車薪，經濟問題導致「不敢生」。從結婚率看，日本結婚率1947年見頂下降，1972年反彈至10.4‰後持續降至2020年的4.8‰；與之相對的是終身不婚率的持續攀升。從結婚年齡看，晚婚現象加劇，日本男性、女性初婚年齡顯著增長，影響生育子女數量。1970年20-29歲初婚的男性佔結婚男性總數的84.2%，2019年這一比例降至50.4%。從婚後生育率看，婚後不生孩子、晚生孩子比例上升，1975-2019年婚後一年內生孩子的女性佔比從39.4%降至26.2%，婚後生育首胎平均時間從1.6年增至2.5年。不婚化、晚婚化、婚後不育及晚育導致日本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1974年日本總和生育率低於世代更替水平進入少子化時代，1992年降至1.5掉入「低生育率陷阱」、陷入「超少子化」困境，2020年總和生育率僅1.34，低於OECD高收入國家的1.60；0-14歲人口佔比12.0%，低於OECD高收入國家的16.3%。

社保制度完善、醫療技術改善、平均壽命延長使日本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人口金字塔由擴張型轉為收縮型，2020年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28.9%,老齡化速度、水平世界第一。1970年日本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7.1%，進入老齡化社會：從年齡中位數看，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數據，1970-2020年日本年齡中位數由29.1歲增至48.7歲，高於意德中美印。從老齡化程度看，日本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人口金字塔正由擴張型轉為收縮型。1949-2020年日本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由4.9%增至28.9%，大幅高於美國、英國、法國、德國16.6%、18.7%、20.8%、21.7%的比重，老齡化水平居世界第一，預計到2065年該比例將達到38.4%。從老齡化速度看，日本老齡化時間晚於其他發達國家，但發展速度遠高於其他國家。從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佔比超過7%的老齡化過渡到超14%的深度老齡化，美國用了65年，法國126年、英國46年、德國40年，日本僅用24年；從深度老齡化到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超20%的超老齡化，法國用了28年，德國36年，日本僅用13年。

2.3 遷移：年輕人口持續向三大都市圈遷移

三大都市圈人口佔比52.6%，東京圈、名古屋圈人口淨遷入，大阪圈人口淨遷出，少子老齡化程度相對較低。從人口分佈看，各地區人口分佈不均衡現象加劇，人口持續向三大都市圈中心城市聚集，其他地區人口加速減少。根據日本總務省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日本47個道府縣中僅9個人口增加，幾乎均為三大都市圈中心城市，增幅最大的東京府增長4.1%；三大都市圈人口佔比52.6%，其中東京圈、名古屋圈人口較2015年淨遷入，大阪圈略遷出。從人口年齡看，日本農村地區青壯年人口大量遷移至城市，農村老齡化少子化程度遠高於城市。2020年老齡化程度最高的是臨海的農業縣高知縣，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達43.5%，而最低的東京都僅25.7%。少子化程度最高的典型農業縣秋田縣0-14歲人口佔比低至8.8%，位於大阪圈的滋賀縣則為13.2%。

3 日本當前少子老齡化的挑戰與影響

3.1 少子老齡化衝擊供需兩側，經濟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勞動力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要素，日本人口結構變化通過供需兩端影響經濟，供給端通過勞動力、技術進步影響經濟，需求端通過消費、儲蓄、投資影響經濟。

3.1.1 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生產率增速趨緩

日本少子老齡化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生產率增速趨緩，進而使經濟增速持續放緩。日本勞動年齡人口佔比、勞動生產率1990年左右見頂，此後經濟陷入「失去的三十年」。日本人口在供給端通過勞動力供給與勞動生產率共同影響經濟，老齡化導致勞動年齡人口增速轉負、勞動生產率增速趨緩。1961-2020年日本勞動年齡人口增速、勞動生產率增速與經濟走勢基本同步變化。伴隨1961-1975年日本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增速維持在1.6%的高位、勞動生產率增速達到8.4%峰值，實際GDP平均增速也維持在7.7%的高位；1976-1988年勞動年齡人口、勞動生產率分別維持0.9%、3.7%的低速增長，實際GDP增速也降至4.4%；1989-2020年勞動年齡人口、勞動生產率增速分別從0.9%、4.4%大幅降至-0.8%、1.1%，實際GDP增速從5.4%降至-4.4%。1990年前後日本勞動年齡人口佔比、勞動生產率增速分別達69.8%、5.76%的峰值後下滑，疊加當時泡沫破滅、政策應對失誤、國際環境動盪、產業結構調整滯後因素，日本經濟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3.1.2 技術進步遲緩，獨角獸企業數量大幅落後

日本人口老化對科研資源產生擠出效應，疊加曾經長期實行終身僱傭制及年功序列制限制年輕人創新意願，導致日本錯失第三次訊息技術革命機會，獨角獸企業數量僅6家。一方面，日本老年人佔比持續上升，政府、企業用於老齡化的支出增加，科研資源投入相對減少，從而不利於技術創新。另一方面，儘管終身僱用制與論資排輩的年功序列制已逐漸崩潰，但兩種制度長期實行對日本科技創新產生長久的消極影響，企業組織過於冗餘，難以淘汰低素質勞動力；高素質勞動力由於晉升慢、薪資低，創新意願受挫。老齡化對科研投入的擠出效應，疊加制度因素限制年輕人創新意願，使日本錯失第三次訊息技術革命機會，獨角獸企業數量僅明顯落後。根據CB Insights數據，截至2021年10月，日本獨角獸企業數量僅6家，大幅落後於中美印英德韓的168、447、45、33、21、11家，且估值均小於20億美元。

3.1.3 消費增速降至冰點，健康消費需求顯著提升

日本少子老齡化提高消費佔比但降低消費增速，1991-2020年家庭消費佔比從51.6%升至53.3%，1973-2020年家庭消費增速從21.0%降至-5.9%。根據生命周期消費理論，中年人收入和支出水平高、平均消費傾向低，老年人收入和支出水平低、平均消費傾向高，老齡化導致經濟中消費的比重上升，但消費增速會下滑。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的2020年家庭收入與支出調查，40-59歲人口消費能力強、平均消費傾向低，而60歲及以上人口消費能力低、平均消費傾向高，40-59歲人口消費支出佔比較60歲及以上人口高7.9%。日本老齡化導致消費佔比增長、消費增速下滑。日本生產者/消費者（25-64歲人口/（0-24歲和65歲及以上人口））和家庭消費佔GDP比重反向變動，家庭消費佔GDP比重1991-2020年從51.6%升至53.3%，1973-2020年家庭消費增速呈下滑趨勢，從21.0%降至-5.9%。

日本少子老齡化影響消費結構，2000-2020年汽車銷量年均下滑2.9%，2020年醫療費用佔GDP比重升至8.0%，在OECD國家處於較高水平。根據生命周期消費理論，不同年齡段的人口消費偏好不同，年輕人偏愛汽車等耐用品，中年人偏好子女教育，老年人對醫療保健需求旺盛。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的2020年家庭收入與支出調查，日本0-29歲人口的房租、交通通訊支出佔其消費支出的比重分別為15.2%、18.3%，顯著高於其他年齡段；30-59歲人口教育支出佔比相對較高，60歲及以上人口的醫療保健、食品、水電燃氣的支出佔比相對較高。隨着日本勞動年齡人口數量1995年見頂下滑，汽車銷量2000年見頂至821.4萬輛，2000-2020年汽車銷量年均下滑2.9%。而日本老齡化程度加深促進了自動化、人工智能和健康行業的繁榮發展，自動化方面，日本每年向全球貢獻超50%的機器人供應；健康產業方面，健康消費需求不斷增長，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數據，日本醫療費用佔GDP比重從1992年的4.9%升至2020年的8.0%，在OECD國家中處於較高水平。

3.1.4 儲蓄投資需求萎縮，股價、利率、住宅開工衝頂下行

日本少子老齡化導致儲蓄率、投資率下降，1970-2019年國民儲蓄率從42.2%降至25.7%，1996-2020年投資率從31.6%降至25.4%。人口結構與儲蓄率密切相關，勞動年齡人口佔比增長提高儲蓄率。我們以（GDP與居民最終消費支出的差值）/GDP計算國民儲蓄率，7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勞動人口佔比較高時，收入增速高於消費增速，儲蓄率保持在40%左右的高水平。隨着泡沫經濟崩潰、少子老齡化加速，勞動人口收入水平不增反降、無收入群體增加、社保費用支出增加，儲蓄率顯著下滑，由1991年的35.7%降至2020年的25.7%。同時，儲蓄率和投資率有明顯正相關性，儲蓄率持續下降導致投資率下滑。1973年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間投資率曾達到36.4%的高點，而1996-2020年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從169.1萬億日元峰值降至136.7萬億日元，投資率從31.6%降至25.4%。

日本股市隨高儲蓄/低儲蓄人口比上升而繁榮，債市利率因老齡化下滑，房市住房開工量與主力置業人群規模正相關。股市方面，隨着日本高儲蓄/低儲蓄人口比（（35-54歲）/（25-34歲+55歲及以上人口））上升，日本股市呈現繁榮景象。日本高儲蓄/低儲蓄人口比1986年達到86.2%的峰值，日經225指數於1989年衝頂，隨後均呈下滑趨勢，2019年高儲蓄/低儲蓄人口比為54.5%，2021年日經225指數較1989年最高點下滑27.0%。債市方面，人口紅利消失、老齡化程度加深使利率中樞下移。日本197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後長期維持低利率，1992年勞動年齡人口佔比見頂，日本貸款利率1974年達到9.1%的峰值後下滑，1991年後從小高峰7.5%快速下降，2021年降至1.5%。房市方面，日本20-50歲主力置業人群規模與住房開工量顯著正相關，均呈「倒U型」曲線，隨着日本主力置業人群1972年逐漸接近峰值、增長放緩，住宅新開工套數1972年達峰值後進入波動階段；1995年主力置業人群達峰值後下滑，住宅新開工套數也不斷下滑。

3.2 少子老齡化致使社會活力下降、社保難以為繼

3.2.1 「一億總中流」時代崩潰，「M型社會」、「低慾望社會」形成

90年代後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制逐步崩潰使日本「一億總中流」即中產階層減少，1997-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佔比下降5.8%，形成「M型社會」、「低慾望社會」。終身僱傭制和年功序列制是日本戰後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普遍實施的僱用與薪資制度，「一億總中流」即是在兩種制度下產生的一億人口的中產階層。然而隨泡沫破裂，兩種制度因經濟全球化衝擊、企業負擔過重逐漸崩潰，「一億總中流」僱用環境惡化、失業率提高、就業困難、預期收入下降，形成「M型社會」、「低慾望社會」。「M型社會」指90年代後勞動人口中低收入群體佔比增加，中產階層顯著下降，形成兩邊高中間低的收入結構。根據日本國稅廳1997、2020年個人薪資調查結果，年收入500萬日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佔比由63.9%增至69.7%，年收入500-1500萬日元的中產階層人口比重下降5.8%。「低慾望社會」是日本年輕人因預期收入下降而形成的生活態度消極、物質慾望低下、缺乏奮鬥動力的風氣，由此產生「蟄居族」。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定義，蟄居族為持續6個月以上待在家裏不出門，幾乎和外界斷絕聯繫的人群，根據日本內閣府《生活狀況相關調查》數據，15-39歲、40-64歲人口蟄居族分別達54.1、61.3萬人。

3.2.2 老年撫養比持續增長，社保給付費攀升，政府財政負擔加劇

日本人口撫養比高於所有發達國家，社保給付費佔GDP的22.1%，然而來自勞動人口的社保財源縮小，政府財政壓力加劇。從人口撫養比看，2020年日本人口撫養比（15歲以下和65歲及以上人口佔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1960年增長1.2倍，在發達國家中居首位，其中老齡化帶來的老年撫養比增速高於少子化帶來的少兒撫養比降速,1960-2020年老年撫養比、少兒撫養比年均複合增速分別為2.9%、-1.3%。從社保給付費看，撫養比的增長導致社保給付壓力增大，根據厚生勞動省數據，2019年日本社會保障給付總額佔GDP的22.1%。然而社保給付費的財源55.9%來自企業及勞動人口，受益對象卻是老年人口，以醫療費用為例，各年齡段醫療費用呈現兩邊高中間低特徵，65歲及以上人口人均醫療費是勞動年齡人口的4.9倍。隨着勞動人口減少，來自勞動人口的社保財源縮小，而老年人增長又使社保支出膨脹，政府財政壓力加劇。從財政負擔看，日本政府負擔社保費用的比重自90年代起不斷增長，1991-2019年政府負擔比例由24.4%升至39.2%；同時日本面臨由此導致的嚴重的財政赤字，2020年政府債務佔GDP比重高達234.6%，遠高於發達國家60%的警戒線。

4 歷史上日本如何應對人口問題？

4.1 建立養老、醫療、介護三層社會保障體系

日本建立以養老、醫療、介護保險為核心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給付費佔GDP比重達22.1%，由以醫療保險為主轉向以養老保險為主。從社保對象看，日本以全體國民為保障對象。1958年、1959年分別制定《國民健康保險法》、《國民養老金法》，1961年初步實現以養老、醫療保險為中心的社會保障體系；2000年引入介護保險，形成養老、醫療、介護保險三層社會保險構成的保障體系。從社保給付看，日本1964-2019年社保給付費增長91.9倍至123.9萬億日元，佔國民收入、GDP比重分別為30.9%、22.1%。給付主導險種由醫療保險轉向養老保險，1980年後養老保險給付費超醫療保險成為最大的給付險種。2019年養老保險給付佔給付費總額的44.7%、醫療保險佔32.9%。從社保財源看，日本社保財源主要來自保費收入和財政撥款，前者佔比呈下降趨勢，後者呈上升趨勢。1991-2019年保費收入和財政撥款佔社保收入總額分別由60.9%降至55.9%、由24.4%升至39.2%。

4.1.1 國民皆年金：第一支柱為主、第二三支柱為輔

日本形成以國民年金和厚生年金、企業年金計劃、個人年金構成的三支柱養老保障體系，其中第一支柱覆蓋規模最大達6767萬人。日本建設了覆蓋全民的三支柱養老制度體系。第一支柱為強制性的兩層公共養老金：固定繳費的國民年金、收入關聯型厚生年金。第二支柱為自願參與的企業養老金計劃：待遇確定型DB計劃、繳費確定型DC計劃、一次性給付退職金制度（LSSB）、中小企業退職金共濟制度（SERAMA）。第三支柱為自願參與的個人養老金計劃：個人繳費固定型DC計劃（iDeCo）、個人儲蓄賬户（NISA）。第一支柱方面，覆蓋20-60歲全部人口，養老金基金規模在全球公共養老金基金中居首位。第二支柱方面，以DB計劃為主，2020年DB計劃資產規模佔第二支柱資產總規模的75.8%；DC計劃佔比逐漸上升，2011-2021年DB、DC計劃參保人數佔比分別變化-6.6%、+12.3%。第三支柱方面，iDeCo和NISA賬户均享20.3%資本利得稅免除，截至2021年6月，iDeCo參保人數較2006年增長25.7倍至205.9萬，資產規模較2011年增長4.1倍至2.2萬億日元；NISA賬户數較2014年增長3.5倍至1711.8萬。

4.1.2 國民皆保險：專設高齡老年人醫療制度，老年人自付比例10%

以地域保險、職域保險、高齡老年人醫療保險構成醫保體系，參保總人數佔日本總人口的99.4%，75歲及以上老人自付比例僅10%。從保險種類看，日本醫療保險制度險種複雜多樣，主要包括地域保險、職域保險、高齡老年人保險，職域保險又包括健康保險、船員保險和共濟組合。從覆蓋群體看，職域保險參保人員主要為僱員與公務員；地域保險參保人員為農民、個體經營者、退休僱員；高齡老年人醫療保險被保險人是75歲及以上群體和65歲及以上卧病在牀的老年人。從參保人數看，2018年日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佔日本總人口的99.4%，其中職域保險參保人數較多，佔總參保人數的61.8%。從自付比例看，兒童與老年人自付比例較低，但高收入老齡群體是例外。70歲以下群體與70歲及以上高收入群體自費比例為30%，但70-74歲老人自付比例20%，75歲及以上老人自付比例僅10%。2008-2018年日本醫療費用年均增速2.2%，老齡化為其貢獻增速1.1%。

4.1.3 國民皆介護：設置7級介護標準，高齡老人為主要受益群體

介護保險制度參保者自付比例僅10%-30%，65歲及以上老年人覆蓋率達98.9%，被認定為需介護/支援人數佔參保人數的8.8%。從制度背景看，家庭規模小型化、免費醫療制度導致老年人長期住院，進而醫療費用大幅增長、醫療資源緊張、護理水平降低、財政壓力巨大，由此日本2000年實施《介護保險法》。從被保險人看，「第1號被保險者」為65歲及以上老人，「第2號被保險者」為40-64歲群體，2021年6月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參保人數較最初增長1.6倍，覆蓋率達98.9%。從受益對象看，受益人為65歲及以上老年人和40-64歲有特定疾病群體。參保人在申請給付後，由政府評估其介護資格和等級，介護等級分為7級：可能發生護理的「要支援」1-2級和處於護理狀態的「要介護」1-5級。2021年6月，被認定為需介護/支援的人數較最初增長3.9倍，佔參保人數的8.8%，75歲及以上老人在每個介護等級佔比均超85%。從服務內容看，介護保險提供居家服務、社區服務、機構服務，享居家服務的佔服務總人數的68.7%。

4.2 實施勞動人口三擴大一提高應對「用工荒」

4.2.1 退休年齡從55歲延長至65歲，擴大老年人就業

領取養老金每推遲一個月，可領養老金增加0.7%；《安定法》推動退休年齡延至70歲，高齡老人就業率連續17年增加。一方面，日本通過鼓勵延遲領取養老金間接促進老年人延遲退休，領取養老金年齡越晚，每月可領取養老金金額越多。60-65歲每提前一個月領取，養老金在法定基礎上減少0.5%，65歲以上每推遲一個月領取，則在法定基礎上增加0.7%。另一方面，直接通過立法延遲退休年齡。1986年日本出台《老年人就業穩定法》，鼓勵老年人60歲退休。2006年明確法定退休年齡為60歲並鼓勵老年人65歲退休。企業可廢除退休年齡制度或提高退休年齡至65歲或對60-64歲員工引入繼續僱傭制度。2013年出台《老年人就業穩定對策基本方針》規定65歲退休。2021年《安定法》將推動退休年齡提至70歲。2020年，能保障老年人工作到65歲的企業佔比從2006年的84.0%增至99.9%。

4.2.2 保障女性工作與家庭平衡，擴大女性再就業

為新婚夫婦提供最高60萬日元補貼，給予男性全球最長陪產育兒假30.4周，以「天使計劃」為核心完善托育體系。日本1972年起為鼓勵結婚生育推出多項福利政策且政策力度不斷加大，保障女性工作與家庭平衡。鼓勵結婚方面，2020年日本推出「結婚新生活支援」升級版，給予39歲以下、家庭年收入540萬日元以下新婚夫妻最高60萬日元補貼。鼓勵生育方面，推出帶薪育兒假、育兒補貼、托育服務。假期方面，女性享受14周產假，期間可獲得約為工資2/3的產假津貼；男性享受全球最長陪產育兒假30.4周，遠超第二名韓國。育兒補貼方面，女性可獲一次性生育補貼42萬日元、每月約1萬日元的兒童補貼（12歲以下）。在規定收入範圍內0-3歲兒童每人每月1.5萬日元；3歲到小學畢業，一孩、二孩每月1萬日元，三孩及以上每月1.5萬日元。托育方面，日本以不斷升級的「天使計劃」為核心，增加保育所數量、延長保育所開放時間、增加保育服務人員待遇，2012-2021年保育所利用率增至47.7%，候補兒童數2017年後明顯下降。2004-2019年有孩子的家庭中母親有工作的佔比從56.3%升至72.4%，無工作的從43.3%降至27.6%；有孩子的家庭中母親為正式職員的佔比從16.9%升至26.2%，非正式職員的佔比從26.2%升至37.8%。

4.2.3 放寬勞動力短缺行業移民政策，擴大移民就業，政策力度不及美國

日本移民政策1989年起放寬，但政策力度不及美國。從政策方向看，為緩解勞動力供給不足問題，日本移民政策自1989年趨向寬鬆，但政策仍不如美國開放。1989年前人口問題不突出，疊加日本是以血統為原則的出生公民權制度國家，其移民政策較保守。1989年起日本勞動力短缺問題日益嚴峻，移民政策開始放寬。1989年頒佈的新移民法對允許移民的類型由最初的18類增至31類；2018年新設特定技能簽證，放寬造船業等勞動力嚴重短缺行業外國勞動力限制。從政策效果看，移民數、外籍勞動人口數顯著增加。1989年前日本擁有居留資格人口增長緩慢、佔比極少。1950-1990年擁有居留資格人口數僅增長45.4萬人，佔總人口比重僅提高0.13%。新移民法推出後，1990-2020年擁有居留資格人口增長183.3萬，佔總人口比重增長2.5倍；1993-2020年外籍勞動人口增長17倍，聘用外籍員工企業數增長22.3倍。

4.2.4 提高勞動人口教育水平，增強人力資本紅利

1997-2019年25-34歲完成高等教育人口佔比從45.7%增至61.5%，居OECD國家第四，勞動力質量、全要素生產率對實際GDP增長率的貢獻佔比達87.3%。日本通過提高國民受教育水平推動勞動人口質量提高。根據OECD，1997-2019年日本25-34歲完成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從45.7%升至61.5%，在OECD國家中排名第四。勞動年齡人口素質提升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提高，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因人口增長停滯帶來的經濟增長問題。基於內生增長理論，我們將日本實際GDP增長率分解為資本投入、勞動力投入、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其中勞動力投入細分為工作時間和勞動力質量，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來源於技術進步、組織和生產創新等。根據JIP數據庫，1996-2018年日本年均複合GDP增速為0.71％，其中資本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均貢獻0.35％的增長，勞動力質量貢獻0.27%。

5 啟示

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系，大力鼓勵生育。第一，全面放開生育，讓生育權重新回到家庭。當前中國正處於第三波嬰兒潮中後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正是全面放開的最佳時機。第二，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經濟補貼政策，覆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經濟補貼參考當地生活成本和工資水平。第三，加大托育服務供給，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並對隔代照料實行經濟鼓勵。將學前教育和0-3歲托育納入義務教育。第四，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並對企業實行生育稅收優惠，加快構建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第五，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

加強養老保險二三支柱建設，推動養老金基金入市。中國目前養老保險體系長期依賴第一支柱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二三支柱發展滯後，2019年第一支柱規模佔比超過73.7%，因此應加強二三支柱建設。第一，加大第二、三支柱繳費環節稅收優惠力度，降低甚至取消領取環節稅率；第二，擴大第三支柱覆蓋範圍，覆蓋更多自由職業者、低收入人群以及未納稅人群；第三，完善三大支柱賬户之間在繳費、稅收優惠等上的對接機制；第四，推動養老金入市，擴大第一二支柱投資範圍，增加權益類投資。

建立強制性護理服務體系，針對護理服務進行分級，擴大保險資金來源。中國目前護理保險立法空白，缺乏細化的護理分級標準，2011年出台的《老年人社會福利機構基本規範》未明確護理分級具體標準和認定流程。此外，護理保險資金來源於基本醫療保險，缺乏可持續性。因此，應加快健全護理保險相關法律，規範運作模式等內容；借鑑日本的護理評估分級標準，明確符合中國國情的護理分級標準；建立個人繳納與財政補貼的保險資金來源制度。

推動養老觀念從家庭養老向社會養老轉變，加快專業人才培養體系建設，鼓勵社會資本進軍養老產業。中國由於長期受儒家「孝文化」影響，思想仍停留在「家庭養老」階段，居家養老服務仍處於初步發展階段，僅覆蓋少數發達試點地區，並且缺乏居家養老服務的評估機制和專業的服務隊伍。因此中國應首先加大「居家養老」的輿論宣傳，提高人們對於「居家養老」的認識；其次，重視專業人才培養，鼓勵高校開設相關專業，舉辦中國統一的護理資格考試；最後，鼓勵全社會參與養老產業，打造高質量的為老服務和產品供給體系，為舉辦養老機構的企業提供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

發展機器人、人工智能等產業，加大養老健康科技投入力度。科技創新可緩解養老人力不足、社會養老負擔過重等問題。中國當前存在養老科技產品體系不健全、起步階段政府引導力度不夠大、投入不足等問題，企業的研發積極性不強。未來應積極規劃科技帶動老年服務的具體行動、目標；對開發養老智能設備、服務的企業給予稅收、金融等政策優惠；搭建養老、護理機構與研發企業的聯繫，確保產品服務符合老年人需求。

加大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資本，從人口數量紅利轉向人力資本紅利。隨着中國人口總量增速放緩、總和生育率下降、老齡化程度加深，人口紅利作為經濟增長的源泉終將消失，因此中國亟待通過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資本。基礎教育上，應優化教學方式、注重啟發式、互動式、探究式教學，加強課程教材改革。職業教育上，應加快推廣學徒制，鼓勵職業院校開設更多符合市場需求的專業，提高社會對職業教育的重視程度，破除「重普輕職」觀念。高等教育上，應圍繞國家戰略優化學科專業結構，以自主創新為中心建設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支持研究型大學建設科技創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