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為何催生了「現代奴隸」？

身處現代社會尤其是城市的我們，很難想象什麼叫做「奴役」——一個人被限制人身自由，成為他人的「工具」，榨取經濟價值，還無法逃離。這難道不是很久以前才會有的事情嗎？因此，每當新聞裏出現哪裏有人被他人囚禁或虐待的時候，我們會瞬間無比憤怒。

過去半個多世紀，人類社會進步非凡。聯合國在1956年通過的《廢止奴隸制、奴隸販賣和類似奴隸制的制度與習俗補充公約》，將消除奴役確立為國際法既定原則之一。不過，現實世界和人性並非一路向前，有時甚至是不進還退。今天，全球化帶來世界各地更緊密的聯繫，但距離的拉近、人和財富的流動，也讓對人的買賣、奴役和剝奪找到了一些更靈活、更和全球化結合的形式。

上世紀90年代，這些問題就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尤其在中東、南亞和東南亞的新興市場國家，以及剛剛結束冷戰的東歐，人口販賣、奴役和控制問題不斷出現。許多官員、社會活動家和民間機構開始關注到這些問題。關注者們就此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叫做「現代奴隸制」，用以定義和傳統奴隸制不同的新奴役形式。

圍繞「現代奴隸制」，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已經被翻譯成了中文，就是美國社會活動家凱文·貝爾斯出版於1999年的《用後即棄的人》。在上世紀90年代，貝爾斯走訪了泰國、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國家，以了解不同地方的「現代奴隸」問題。這本書是他對這些觀察和調研的總結。他提出，現代的奴役問題和傳統上的奴隸制有很大的不同，社會和各國政府不能把它們當成從前社會的遺留，而是需要用新的視角和方法應對它們。

為什麼要在「奴隸制」之前加上「現代」，而不是直接認定「奴隸制」呢？這是因為在全球化的社會，奴役問題已經是一個現代問題，它的產生和存續，都依賴於現代世界的分工、經濟和社會關係。讀者可能以為會看到的是這樣的情景：奴隸主用鞭子抽打奴隸，逼迫他們幹活。但現實反而是：「現代奴隸」中的大多數，在一開始都以為自己參與的是一份僱傭工作或單純的經濟關係，而他們最終發現這份「工作」日益變成了人身控制和奴役。

貝爾斯認為，「現代奴隸制」相比傳統奴隸制的最大區別，是奴役者和被奴役者之間不需要長期固定的所有權和從屬關係。也就是說，「現代奴隸」是更徹底的用後即棄的「工具人」。他們更像臨時買來的商品，在消耗了其價值，為奴役者帶來高額利潤之後，就可以扔到一邊或者轉手出去。在貝爾斯當年走訪的國家中，只有非洲西部的毛里塔尼亞還保存着比較完整的前現代奴隸制。在前現代制度下，「主人」和奴隸之間還有相互的責任關係，這樣的關係在資本主導的現代社會中則顯得太沉重和低效了。

現代的奴役制度，在貝爾斯筆下的泰國色情產業中最為典型。看起來，這些職業都是自願參與的。但實際上，很多女性，尤其是來自於貧困地區的女性，是被家人「出售」或轉介給人販子的，後者將她們介紹到曼谷等大城市的紅燈區。經過層層轉包，這些女生成為了性工作者。她們要住在固定的場所中，不能隨便離開。她們家庭拿到的錢成為這些女孩需要「努力工作」以償還的「債務」——她們就因此變成了債務奴隸——不賺夠足夠的錢就無法脱身。

貝爾斯調查的一個例子中，女孩每次出場會被支付400泰銖的費用，卻有300泰銖要給皮條客。由此，這些債務實際上是根本還不完的。整個系統其實就是為了在這些女孩有「工作能力」的時段裏，最大程度地榨取她們的價值。過了四五年，就再換一批女孩。這個過程中，一些女孩可能染上諸如艾滋病之類的疾病，這時候「僱主」就會認為她們沒有價值了，從而把她們拋棄一旁。

現代奴隸制中，許多都和債務有關。

比如在巴西，雨林開發和鋼鐵產業是現代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兩者的產業鏈都涉及奴役。亞馬遜地區有許多的「木炭營」，很多底層工人被營地僱傭來砍伐樹木、燒製木炭，供應給鋼鐵產業。他們看上去是受僱，卻只能得到很微薄的工資。僱傭方用債務和暴力威脅控制他們，把他們束縛在工作崗位上。

又比如在印度，北方恆河平原上的農村的債務奴隸既是傳統社會種姓制度的延伸，也是現代農業制度的結果——他們需要向村落中的有錢人借錢才能滿足購買農資、生病看病的費用，幾乎一世都還不完，許多家庭還要「繼承」上一代的欠債。

如今距離貝爾斯的調研，已經過去了超過20年。回頭看貝爾斯的論述，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如今的「現代奴隸制」相比當時已經大大發展了，越來越多不同類型的問題暴露出來。這更可以證明，對「工具人」的奴役是全球化的產物，而且它的形式還在不斷推陳出新。

比如，在中東，過去數十年的大規模經濟發展和都市建設中，來自南亞國家——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地的外籍建築勞工，一直被當地法律體系中的「卡法拉制」用工監護制度所控制。在這種制度中，南亞建築工人需要在本地由僱主監護，他們往往無法控制自己的護照，沒有離職和出入境的自由，不少地方甚至還要求工人在離開國境時要得到僱主批准同意。這就意味着，工人為了「合規」，常常要忍受非常不公平的工資待遇和惡劣的工作條件。這一制度被許多人視為「現代奴隸制」的典型。

又比如，全球的海洋捕撈產業也包含了容易導向「現代奴隸制」的隱患。遠洋漁船每次出航都在海上作業超過數月，這種環境為人身控制提供了温牀：在海上隨船作業的漁業工人有時得不到足夠的休息，生病或受傷時得不到適當的醫療；同一條漁船上的船員來自不同國家，容易被僱主分而治之，甚至有些船員本身就是被人力中介所販賣的；公海上的管轄權和漁船的登記等合規問題又極為複雜。這一切導致了一些非常殘酷的個例，甚至有時變為暴烈的衝突——上世紀90年代中國船員因不堪殘酷的工作條件而仇殺韓國船員的「佩斯卡瑪號事件」就是如此。

我們常常以為奴隸制只會發生在落後地區。但「現代奴隸制」和全球化如影隨形，比如歐洲也是「現代奴隸制」和人口販運行為的高發地之一。根據歐盟委員會發布的2017年到2018年的歐盟範圍內人口販賣問題報告，在短短一年間，全歐盟範圍內被發現並登記在冊的人口販賣行為就達到了26268人次。這些案例以拐賣人口進入性產業（46%）為主，除此之外還涉及強迫勞動（22%）和家政勞動（5%）等。性別上，女性是這種行為的主要受害者，佔了總人次的近六成。未成年人在其中也比例很高，超過三成。

有人也許會猜測，這些人口販賣和奴役主要是從非歐盟國家到歐盟國家吧？但數據顯示，被查獲的這些案例中，41%的被販賣人口是歐盟公民，大多數人都是從其中一個歐盟國家販賣到另一個。總共10899個歐盟內部的案例中，最多的受害者是羅馬尼亞公民（2880人次）和英國公民（2449人次）。而且，以上這些只是被發現並登記在冊的數據，它們可能只是整個人口販賣和奴役產業鏈的冰山一角。

我們曾經以為，隨着人類社會向前運轉，人身奴役和人身控制這些人類社會古老的經濟模式會愈發減少。但這樣的想象忽略了我們社會中資本和生產的長期邏輯：為了維持社會經濟和市場的流暢運行，人類社會一直以來都需要大規模的非正規經濟——它們被排除在所謂的正規經濟之外。後者又必須要依賴這些非正規的部分才能發揮出最大的效能。各種各樣的人身控制方式，即所謂的奴役，恰恰是這種非正規體系的必然產物。

歷史上最廣為人知的這方面事例莫過於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看上去是依賴巨大的工廠和大規模的勞動力就業，然而，正如學者斯文·貝克特在《棉花帝國》中所提出的——工業革命的成功和北美殖民地大規模的奴隸種植園經濟是密不可分的。被束縛在棉花田上的美國南方黑人奴隸為全球經濟的工業化提供了廉價而穩定的原材料。同樣地，同時代斯里蘭卡的咖啡、茶葉和煙草種植大量依賴南印度輸入的泰米爾工人，他們被束縛在種植園中，報酬微薄而工作條件極其惡劣。十九世紀末的廣東五邑地區，也有成千上萬人被同鄉中介「賣豬仔」，經由澳門、新加坡而流轉到美國西部和世界各地，成為修建基礎設施的廉價勞工，許多人身死異鄉也沒再返回故鄉。

歷史和現實的例子都提醒我們，在經濟體系的運轉過程中，一部分工作和生產會天然傾向於尋求人身控制，以增加利潤、保證其餘的部分能夠順利運轉。比如，在《用後即棄的人》中，作者就意識到，巴基斯坦的磚窯作坊特別需要控制工人，因為這一行業的不確定性太高——嚴重受到天氣變化影響，一年中只能在特定時令運轉。為了效率和連貫生產，這個行業就需要用各種辦法不讓工人離開作坊——債務、人際關係，乃至人身暴力。

又比如，在香港這樣的國際都市，外籍家庭傭工是一個正規行業。但是，家庭傭工們的就業狀態其實是容易導致更多暴力和控制的——她們不屬於本地的最低工資管制、需要住在僱主家中（條件差的甚至可能要睡在廚房）、工作時長無法固定。她們在經濟結構中的作用是，以低於市價的價格提供家庭勞動力，以維持都市中產階級社會的運作。

在這一切背後，其實是「自由」和「奴役」的某種互動。全球化社會提供了更多自由——跨越國境的自由，流動遷徙的自由。但是，它也讓許多人可以很輕易地被帶離其熟悉的社會環境，遠離可以支持和保護他們的社會安全網絡，置於各種各樣的風險——包括人身控制和奴役之下。儘管跨國流動中，一些人會取得成功，但很多不幸的則可能落入失去自由的境地。

直到今天，我們還不太習慣將人口販賣、奴役和限制人身自由看作「全球問題」。但現實是，在未來，跨越國境的人口販運和現代奴隸制問題恐怕會越來越多。聯合國毒品與犯罪控制辦公室在2020年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過去幾年間，全球範圍內的人口販運問題不單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

我們也不要認為「現代奴隸制」就不會降臨在中產階級乃至普通人的頭上。如今社會的「奴役」問題要更廣泛、更復雜、情況更多樣。貝爾斯在《用後即棄的人》中沒能進一步解釋的是，「現代奴隸制」的定義本身其實是寬泛的，存在着大量的灰色地帶。比如，被勞動力中介以高額工資為誘惑僱傭往海外務工的工人，從前在遇到惡劣的用工條件是會選擇離開，買機票回國。這樣的工作雖然包含了一定的欺騙，但未必和「奴隸制」扯上關係。然而疫情下，國際航班大幅中斷，回國成本變得極高，同樣的條件下，工人可能就因為成本原因而不得不繼續忍受糟糕的工作環境，落入類似「卡法拉制」下南亞工人的處境。這些人身限制可以說是一時的意外，但也可以理解為全球化的必然結果。

跨國的婚姻和買賣新娘也同樣是灰色地帶。一方面它們都可以是自由的結合，但另一方面，這其中也存在着各種各樣的人身限制和權益問題——經過中介結合的跨國婚姻中，女性有多大程度上在遭遇家庭暴力或人身控制時可以選擇反悔和離開？尤其是那些沒在政府登記註冊的、或無法獲得合法手續的跨國婚姻，還涉及國籍問題、社會福利問題和繼承權問題。很多時候，「配偶」和「奴隸」之間的區別有可能只是看另一邊的人品和節操決定。

在《用後即棄的人》中，貝爾斯主張大力打擊和消滅「現代奴隸」問題。然而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做的工作非常多，需要處理的問題也格外複雜。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人類學教授鄭田田等人就在研究中發現，在打擊跨國人口販運和現代奴役問題時，人們常常陷入兩難。比如在泰國，要打擊紅燈區所牽扯到的現代奴隸制度，有兩種途徑：一種是嚴格打擊賣淫，把那些被帶入產業的女性遣送回原籍，但這常常導致產業地下化，滋生更嚴重的艾滋病問題乃至暴力；另一種途徑是給予這些女性支持，給她們提供醫療資源，但這種模式是治標而難治本。除此之外，在此類問題中，跨國、跨部門協作，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的協作，都特別複雜。也正是如此，「現代奴隸制度」才在灰色地帶不斷髮育着。

還有一重更深的邏輯——人口販運和奴役，往往和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不平等有關。比如在泰國，貝爾斯筆下人口販運的重災區是東北部的依善地區。這裏本來是瀾滄王國，19世紀被暹羅泰國所征服，成為被泰國主流所排斥和邊緣化的區域，也成為以曼谷中產為中心的泰國經濟的「後花園」。在歐洲也是類似，東歐在冷戰結束後成為西歐產品的市場和勞動力供應來源，在這種關係中，從東歐向西歐和世界各地的人口販運也應運而生。而正如貝爾斯也指出的，全球各地一些政府部門的腐敗和不作為、包括像泰國在內的執法部門和人口販運生意本身的勾結，也使得暴力和奴役可以堂而皇之地繼續存在下去。

能夠想見，全球的經濟不平等，資本與市場經濟運作的本身規律，都會不斷催生奴役人、控制人和販運人的新形式。在貝爾斯撰寫《用後即棄的人》的時刻，國際社會對「現代奴隸」問題的認識和理解才剛剛起步，如今現實的問題也許更加緊迫了。

要改善這些問題，給予人們更多的安全感，既需要不同層級的政府、組織和個人跨越國界的溝通和合作，也需要補足立法、教育、社會管理等許多方面的短板。這其中又有許多困難：要直接打擊犯罪和奴役不難，但被解救出來的人由誰安排生計？又有什麼社會資源幫助他們不至於再次淪為奴工？過程中產生的心理和身體創傷如何撫平？在犯罪邊緣灰色地帶遊走的中介和僱主又該如何處理？同打擊拐賣婦女類似，打擊現代奴隸制也是系統化的，環環相扣的複雜工程。

在這些之外，我們每個人倒也有可以着手的部分：我們可以在經濟上意識到，對這些權益的侵犯，和全球的生產、消費之間有着怎樣的依存關係？還可以想象的是：我們可以通過怎樣的生產和消費環節的改變，推動整個鏈條上的權益和福祉的改善？